排污罰款為何只有“超生處罰”零頭

■ 我看兩會

“河北‘紅豆湯事件’，70家企業都有問題，總計罰款平均下來，每家不到8萬。”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王小康說出這個數據，讓在場的李克強總理非常驚訝。3月5日，在全國政協科技界別小組討論會上，王小康再提此事：某個省份對超生的家庭罰款80萬，可企業違法排污罰款還不到8萬元。（據《中國青年報》）。

平心而論，王小康提到的80萬超生處罰，只是“某省份”的；“紅豆湯事件”中涉事企業被罰不到8萬，也有待核實，將二者比較，有選擇性類比之嫌。但排污罰款遠不及“超生處罰”的現象，卻并不少見。而它道出的，是當下治污的怪現狀。

其實，罰違法排污企業幾萬元，已很不容易了。一些地方為了GDP，對違法排污基本不聞不問，只有輿論曝光、上級督辦后，才會給點象征性處罰。至于依法對違法排污責任人進行治安拘留甚至刑事追究的，更少之又少。

環境執法對排污處罰不力，有人認為是法律不“給力”。確實，環保罰款上限低是個問題，如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環保部門對違法排污最高只能罰100萬。據悉環境領域改革的方向，是依照污染造成的損失按比例罰款，這思路值得肯定。

不過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按目前環境法規，有多少地方是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用足用好的？把河流污染成“紅豆湯”、“牛奶河”，有多少地方進行了依規重罰？再者，若覺得國家法律的標準低，也可通過地方立法來補足，去年《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不就取消了對違法排污的處罰金額上限，并按日計罰嗎？

可見，對排污處罰不力，阻礙不在法律，而在治污決心。不對地方官員治污失職、瀆職追責，恐怕改變不了環保執法的地方保護主義。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提出，要對領導干部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此次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要出重拳強化污染防治，“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向污染宣戰”。這也顯示了治污決心，下一步，無疑應快馬加鞭，就機制完善拿出具體的實施方案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