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銀行董事長：存款保險制度要兼顧中小銀行利益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關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容中，第一句就是“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而在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的表述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到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時候，將這一表述改為“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推進利率市場化，也被本屆政府列入到2014年的重點工作當中。

“這是我列席的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關于金融領域改革的內容，這也是我聽到的最多的一次。”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銀行董事長閆冰竹在3月5日下午對記者說道。

記者同時注意到，繼2012年之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這一表述也再一次被寫進了本屆政府的工作報告當中，不過與2012年不同的是，取消了這句話前面的“推進”兩個字。

“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前提條件，目前已經沒有制度上的障礙，至于何時推出，要等待央行的決定。”閆冰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關注中小銀行生存環境

3月4日下午，就在十二屆全國人大開幕的前一天下午，李克強總理前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的經濟和農業組駐地。

在當天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談到利率市場化全面放開的時候，忽然話題一轉，問當時正在發言的閆冰竹，“北京銀行現在的貸款利率是多少？”

此時，毫無心理準備的閆冰竹也沒有反應過來總理是問的一年期的，還是兩年期的。

“我們一年期的貸款利率大約是6.1%到6.2%。”閆冰竹回答道。

“會議結束之后，我回去之后又特意計算了一下，我們去年的平均利率是6.33%。”3月5日下午閆冰竹在政協小組討論會上說道。

在貸款利率全面放開之后，作為中小銀行的北京銀行，在感受到壓力的同時，也感受到了機遇。

“時間倒退30年，那個時候全國就那一家銀行，當時哪家企業要來銀行貸款，都得請銀行的人吃飯，現在呢，倒過來了，人家企業來銀行貸款，我們都巴不得請人家吃飯，為什么啊？金融機構太多了。”閆冰竹說道。

但是閆冰竹也同時認為，“利率市場化是我們國家在最近一段時期內推出的最重大的一個改革，我們新一屆政府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也提出了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閆冰竹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讓金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這是一個惠民生的工程，也是中國金融業的一次革命。”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在推進利率市場化之后緊跟著的一句話就是“擴大金融機構利率自主定價權”，這意味著，自去年央行宣布實施貸款利率市場化之后，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擴大金融機構利率自主定價權，就剩下最后的一項——存款利率市場化。

去年年底，央行副行長易綱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談到，在債券和金融產品的利率已經放開，貸款利率也基本已經全面放開之后，“現在就剩下存款利率，我們會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推進存款利率的市場化。”

而所謂的條件成熟，易綱認為，就是要找到一個新的基準來代替央行目前的存款利率。“新的基準可能是上海同業拆借利率（shibor），也可能是七天回購拆借利率。當商業銀行完全習慣于所有的產品價格都以shibor加點或者是減點來定價的時候，當商業銀行內部的資金核算也用市場基準來核算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把存款利率放開了。”

而當全面利率市場化的時候，對中小銀行將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

“美國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會出現大面積的銀行倒閉，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中小銀行，我們國家的臺灣地區也有類似情況。”閆冰竹認為，站在中小銀行的角度來看，由于中小銀行的議價能力低、資源少，利率放開之后必須要關注中小銀行的生存環境。

“利率市場化必須要有公平公正的市場化環境，必須要有科學的市場化的監管，同時必須要有市場化的企業制度，這樣就從環境、法律和市場主體上三足鼎立，才能推動利率市場化，這是三個基本的支柱和條件。”閆冰竹對本報記者表示。

催生存款保險制度

利率市場化之后，之前從來不會破產的銀行也將會出現破產，之前存款人認為萬無一失的本金也有可能損失。

因此，在利率完全市場化之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就成為我國金融市場十分重要的一項基礎設施建設。

今年2月初，央行在其發布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表示：“目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重要的風險補償機制，可以有效地保護儲戶的存款安全，是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前提條件。”閆冰竹認為，“有關存款保險制度的設立，也是應利率市場化誕生的，因為利率市場化必然要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目前國際上的經驗還是設立存款保險制度。”

但是，目前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還面臨不少難點，我國在對存款保險模式的選擇上存在較大分歧，對存款保險機構的監管邊界尚未達成共識。

閆冰竹分析道，目前國際上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有三種模式，即“付款箱模式”、“成本最小模式”和“風險最小模式”。每種模式的側重點與監管介入程度各有差異，“付款箱模式”僅在投保的金融機構倒閉后對存款人給予賠償，在事前或事后向投保機構收取保費；“成本最小模式”旨在一旦投保金融機構倒閉，存款保險機構積極參與處置決策，運用多種風險處置工具和機制實現處置成本最小化；“風險最小模式”的職能設計是將存款保險機構本身所面臨的損失風險或損失程度降到最低，存款保險機構既有完善的風險處置職能，又有一定的審慎監管職能。

閆冰竹在給政協的提案當中，對于上述難點提出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存款保險制度方案，即先期設立存款保險基金，應采取“成本最小模式”或“風險最小模式”。

除了存款保險制度的模式之外，目前國內在存款保險資金來源、費率確定機制和賠付原則上也尚未明確。

“如果實行單一費率，雖然相對簡單，但存款基數高，即使費率比例低，繳費總額也高；而若實行風險差別費率，小銀行的風險普遍較高、評級較低，相應的費率就高，對其來說負擔也不小，再加上利率市場化對小銀行沖擊更大，過高的費率也會讓其雪上加霜。”

“我的基本觀點就是在設立存款制度上要兼顧到中小銀行的利益，實行差別化的費率，比如說小銀行，雖然小，但是風險控制得好，那么繳的保費就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例和空間，只有這樣，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當中，在存款保險制度的孕育過程當中，才能很好地兼顧大中小銀行的利益。”閆冰竹對記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