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鎮化”建設的 層次性解析

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說明政府已經認識到單一中心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到了頂峰，現在必須要順應社會發展的新趨勢，進行““城鎮化”的第二階段。城鎮化的實質就是多中心的發展模式，由單一中心到多中心。但殊不知，即使是城鎮化這種分散化的資源配置，雖然可以緩和大城市病，但是也不能真正使得資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目前北京市政府就表示，一些低端的第三產業、制造業等，吸引大量的人口，使北京城不堪重負，所以需要禁止低端產業以及一般性產業進京，已有的產業要逐漸轉移出北京。這個思路并不正確。從經濟層面上講，商品與服務的出現是源于需求和供給，有些是需求創造、有些是供給創造。對低端產業而言，技術革新的可能性非常低，產品基本同質化，所以其商品是需求決定。低端產業也必然導致引致需求，會使得規模越來越大，勞動力越來越多。但如果需求還在，但是控制供給，則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問題——行政命令被架空，黑市橫行。低端產業的需求人群多是低收入人群，這些人既有外來人口，也有本地人口，若不能保證其需求，既不能符合正義的原則，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果想以低端產業轉移的方式發展城鎮化，治療大城市病，完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被轉移的低端產業并不一定就是當地城鎮所需要的，大城市不僅不能去除病根，還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其結果可能就會是城鎮沒有發展，大城市反而變亂。

這種城鎮化資源的分散配置和過去并無本質不同，還是按權力進行分配，并不是以市場為手段進行的。按權力分配資源，往往造成資源的錯配，而且不像市場，其調整能力非常弱。如果是通過市場，即使資源的初始分配是無效的，那么也可以通過自由交易而使資源流轉到相對有效配置的位置。但是權力分配的方式則不具有這種靈活性，即使可以使得資源流轉（例如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限制產業進入等等），也必然是依賴于地方政府中要有一些有知識的、有遠見的領導人。不幸的是，這種要求是極高的，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通過市場，則把這種要求極大的降低，市場中的每一個參與者也都是決策者，這種具有廣泛的知識發現過程是政府領導人間少量的知識交換所無法相比的。

市場的力量并不在于資源的分配有效率，而在于通過價格信號表現出來強大的糾錯能力。市場經濟并非是要達到所謂最有效率的均衡狀態，而是可以使得作為交易主體的個人在資源錯配時進行交易，在不斷地試錯、糾錯的交易過程中發現商品的價值，并使其價值得到盡可能的體現。

理論上說，相對于第一階段的單一中心資源權力分配方式，城鎮化必然要求中央下放更多的權力給地方政府，刺激數量更多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這雖然沒有市場的力量那么強大，但也可以維持相當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前提是控制地方政府為求政績的短期投資行為和對權力的尋租腐敗行為，以及不盲目引進被大城市淘汰的產業。

然而，城鎮化的這兩個層次之間的發展并非是順承的，而是有著本質的不同。

“人的城鎮化”，這個提法是沒錯的，只是其內涵需要再做澄清。“人”不僅僅指城鎮化的“目的”，也應當是城鎮化的“手段”。

首先需要弄清的就是，城鎮化發展首要的是人，而非資源。城鎮化并非戶口本上簡單的把農民戶口變成非農戶口，而是切實的經濟發展帶動的收入提高，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完善。而帶動這一切發展的，不是當地的資源稟賦，而是人。更確切的說，是具有專有知識的人。如果沒有懂資源如何使用的人，再稀缺的資源擺在一起，也是一堆廢料；懂得資源使用的，即使是旁人認為的廢物，也可以變廢為寶。

第一階段城市化的進程中，是受惠于改革開放。根據王寧與科斯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改革受阻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放政策仍舊被政府所堅持。開放政策就是要吸引發達經濟體的外商，不僅是其資本、技術，還有其先進的管理理念。受制于權力配置資源的方式，外商的投資多在特區、新區，到后來的省會城市。再加上中國的大學、專科學校、技校等專業知識傳播的機構也多位于省會，那些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術培訓的知識人才多留在省城，使得中國逐漸建設起了一批以政府所在地為中心大城市，達成了城鎮化發展的第一階段。雖然這一階段中，高校“重理輕文”的現象非常嚴重，造就的以理工思維的技術人員為主。

但是目前到了第二階段，要想發展更廣泛的城鎮地區，首要的是要讓那些待發展的城鎮有吸引人才、或者自主培育人才的能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一個長期才能顯現出成績的工程。地方政府自主培養需要建設學校，包括職業化和非職業化的，而地方政府在追求短期政績的情況下，很難有動力去建設學校。而建設高校的審批權又被教育部門等相關各級政府部門把持，民辦高校很難申請得到資質。

而對城鎮化的另一進路，吸引人才，也面臨著種種困境。除了農村金融，像第一階段那種拉項目、搞投資，靠吸引外商（包括外國和外地），進而吸引人才的思路已經是不可行的了。即使是可以拉到一些項目，也多是其他大城市所淘汰的產業，例如佛山市所淘汰的高污染的陶瓷制造企業，就被國內其他地區的地方政府爭相拉攏。

比這些更重要的，是中國仍舊是一個身份社會的現實，官本位思想仍舊沒能消除。現階段公務員的待遇其實不見得多高，尤其是基層公務員，如果沒有其他收入來源，待遇甚至是比較低的。然而，受過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仍然擠破腦袋去追求公務員，恐怕就不能簡單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來解釋了。目前的中國，農民是一種身份而非職業；北京戶口帶來的真正物質利益，遠不如其帶來的身份認同感強烈；公務員這一身份的價值，比其待遇更受人追捧。留在大城市和當公務員一樣，可能只是為了同學聚會的艷羨目光，親朋好友的另眼相看，家鄉父老的交口稱贊。

如果不能破解中國身份社會的問題，又沒有足夠吸引人的薪水，那么待發展的城鎮要想吸引人才，并無太大可能性。既不能自主培育人才，又不能吸引人才，要想做到城鎮化，也并無太大可能。所以，第二階段的城鎮化，首要做的，并不是限制大城市的產業格局，也不是城鎮級的招商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而是轉變社會官本位的思想，破除身份社會的價值觀，同時開放對民辦學校的限制。真正落實“人的城鎮化”，使得不管每個中國人都能活得有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