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民主這篇大文章仍待破題

今年兩會上，出現了不止一個代表或委員呼吁給公務員漲工資，結果都成為輿論焦點。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何香久建議“給基層公務員逐步漲工資”，因被媒體報道成“給公務員大幅漲工資”而遭到網上謾罵。全國人大代表、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陳偉才表示，“正部級干部年薪20多萬元，還不如一些大企業部門經理，這種薪酬分配很不合理”，同樣受到廣泛質疑。

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嚴格規范公務員各項隱性收入的背景下，呼吁給公務員漲工資，既正常，又不正常。說正常，公務員也要養家糊口，不能沒有一份體面收入；說不正常則是因為隱性收入剛取消，就著急給公務員漲工資，難免有“堤外損失堤內補”之嫌，好比飯店里公款宴請剛撤下，機關食堂又擺出滿漢全席。

不過，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該不該給公務員漲工資，也不在于是否當下就漲，而在于政協委員何香久發自肺腑的一句話：“我不怪那些網友。他們罵醒了我，讓我意識到，現在群眾和公務員這個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有多嚴重。我們必須要改變自己的公眾形象了。”

網上謾罵何委員的人員是否足以代表“群眾”自可存疑，因為活躍在網絡世界，并且習慣于情緒化表達的只是“群眾”中非常具有群體特征的一小部分人，網絡意見不能代表完整民意，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值得深究的倒是何委員不無自責地說自己“被罵醒了”，方才知道“群眾和公務員之間的對立情緒有多嚴重”。

其實，政協是委員們參政議政的平臺，而委員是按界別劃分的，為本界別說話，本來就是委員應盡的責任，即便不能接受，“群眾”也不該隨便謾罵，委員也無需壓力山大，如果其本人屬于公務員的界別的話。問題恐怕還是出在對這個可以討論也需要討論的議題，呼吁給公務員漲工資與不贊同漲工資的兩派觀點，為什么沒有在“參政議政”的平臺展開對話，卻搞成了兩個話語場上“隔空叫陣”？

同樣，主張正部級干部20萬元年薪太低的人大代表陳偉久，也不忘自我辯解一句：“我離開公務員隊伍了，現在可以為公務員呼吁了”，明顯表現出“避嫌”的意思，好像身為公務員就不能為自己所屬的群體表達訴求，非得要不是某個群體成員的代表來代表這個群體才顯得公允。

一個是公務員卻好像代表公務員說話就理屈詞窮，一個不再是公務員卻覺得現在為公務員說話才名正言順，如此錯位的表現同人們通常理解的“群體代表”形成鮮明反差，加上那些謾罵的“群眾”，讓人隱隱然感覺到國人中存在著某種“集體無意識”：因為“人民代表”和“人民政協”帶有“人民”的前綴，所以代表和委員都只能代表作為“全體”的人民，而不能代表各自所屬的階層、界別或群體。

其實，“政治協商”概念的提出本來就意味著“人民”這個抽象的集合名詞被具體化為不同界別，相互之間存在利益差異，所以才有“協商”的必要和可能。“人民代表”的階層或群體屬性不一定有那么清晰，但至少在改革開放之后，不同利益群體的顯性化也意味著人民內部的分野。但在潛意識或無意識層面，公眾仍然習慣于用“無差別”的人民概念置換了群體間差異，因而導致為某個群體說話的代表和委員似乎就偏離了“人民的立場”，并因此成為眾矢之的。

這一“集體無意識”的持續存在有其體制上原因：無論在人大還是政協，代表和委員們的直接對話者往往是政府，而不是利益既相聯系，又有對立的階層或界別。應該博弈的雙方沒有對話，為本階層或界別說話的感覺和意識自然也就弱了，“參政議政”成為商量國家或地方大事，立法更是代表“國家整體利益”。階層和界別屬性的弱化最終帶來代表或委員為本階層或界別說話反而需要“避嫌”的悖謬現象。

在階層分化日趨明晰，群體對立態勢已成，利益沖突時有發生的背景下，圍繞為公務員漲工資所發生的這場爭論表明，如何將不同利益訴求引入制度化渠道，真正發揮協商民主的優勢，已然成為一個亟待破解的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