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醫院納入公共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醫患矛盾糾紛近些年愈演愈烈，殺醫、傷醫、辱醫事件層出不窮，醫者最近尋路“抱團自救”：眾多醫生整合出“保命”指南，組織支持“醫院暴力零容忍”運動，兩會期間更是由醫師協會的政協委員牽頭，遞交90多位委員聯署的緊急提案，要求將醫療機構列為公共場所進行安保，而習近平總書記在兩會召開期間也表示，任何傷害醫護人員的違法行為都要依法嚴肅處理。這一次，醫者的“抱團自救”確實喊出了最強音。

這份緊急提案的核心是：要求國務院法制辦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第二十三條，將醫療機構明確列入公共場所范疇進行管理，而不再是內保單位。提案者說：“只有公安成為醫院治安的主體，才能有效遏制、彈壓日益頻發的惡性傷醫案件。”提案還希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處罰法》下，國務院審議出臺專門的《醫療機構治安管理條例》。

上述建議涉及到嚴肅修法，茲事體大，不太可能馬上被采納，但顯然也很難不被重視——當前背景下，醫療資源如此緊缺，醫患矛盾如此密集發生，升級醫院的安保，至少能起得到顯著的治標作用。因此，希望國務院法制辦能夠組織醫學、法學等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項研討。著眼于長遠，應求得法理與社會人情的基本共識，從而完善法律規定；注目于當前，要趕快拿出階段性解決方案，有效遏制當前呈多發態勢的涉醫暴力和準暴力事件。

其實，新近發生在廣東潮州的押醫游行辱醫事件，和廣東主持人在微博聲稱想砍醫生等準暴力事件，不同于簡單的肢體暴力，其中隱藏著普遍性的仇醫社會情緒。準暴力行為在這仇醫情緒中醞釀，它們是傷醫殺醫暴力行為的土壤與前奏。根治傷醫事件的治本之策，還在于從實際出發，緩解醫患間的對立關系。

醫患矛盾無非以下幾種原因。從醫者角度看，醫療資源不足，導致看病難，有三甲醫院的醫生明確說，“不找到關系紅包都塞不進來”，患者太多，看不上病的情況常有；醫療水平不足，導致看不好病，而這涉及到醫療事故鑒定問題，由于醫院、醫學會、衛生部門的親密關系，對其鑒定結果，患者也不見得都認賬，有時問題就陷于無解。從患者角度看，社會普遍詬病“以藥養醫”既久，視醫生為奸商，而情況多年來沒有什么改觀，另外，疾病及心理狀況都會對其造成重大影響，2月份發生在河北的醫生被患者割喉事件，就是因為患者認為后續的高血壓是醫生在治療時的輸液造成的，心理崩潰進而施暴。

所以治本之道要從醫療改革尋答案，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正如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所指出的：醫患關系等一系列問題背后的原因是當前公有制醫院的非公有制導向。這也是醫改的難點，提高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增加醫療健康事業的投入可以從醫保上找潛力。如果體制機制沒有理順，那么遭殃的只能是與此有關的人，比如醫生、比如患者。

這條思路延伸下去，還應該追問現行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囿于利益相關，現有的醫療糾紛裁決機制很難基于責任劃分對過錯方進行有效制裁，而醫院方面在此背景下，一定程度上養成了不怕投訴不怕鑒定但很怕醫鬧的壞習慣。其邏輯類似于地方政府不怕民告官卻很怕上訪。其共同的惡果是，正常的糾紛解決通道不暢，迫使醫患雙方都走上“邪路”，其博弈最終演化成“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和“會鬧事者得維權”的尷尬現實。目前看到的各種傷醫事件，無非是上述博弈走向失控的苦果，這苦果，最終也被醫患雙方共同吃下去。

從全球看，中國醫患矛盾對立的嚴重程度恐怕位居前列，至少國外關于這方面的報道遠較中國為少。如今醫者代表聯署提案要求專門為保護醫生立法，在世界上似乎也不是孤例。兩年前印度曾頒布類似的地方性法律，另據報道，美國已經有38個州專門立法保護醫護人員，一些州的法律規定，醫護人員必須參加政府相關機構義務提供的反暴力培訓——這有點類似于去年某地醫生學習跆拳道。2004年，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局頒布《醫療和社會服務工作者防止工作場所暴力指南》，要求醫院配置完備的自我防范設施。

其實針對“醫鬧”現象，有關部門并非沒有政策規定，如衛計委去年10月還發過指導意見，規定二級以上醫院要做到每20張病床配備一名保安，以加強醫院安保防范。我們還不清楚醫院是否已經不折不扣地執行到位，理論上上述保安配備也說不上薄弱。考慮到醫院人來人往，與火車站等公共場所相類似，而傷醫事件多發生在醫者猝不及防之際，比如不少醫生就是在診療過程中被施暴，對醫院來說當務之急也許是如何合理安排就醫和候診秩序。

在新近發生的南京官員夫婦毆打護士致癱事件中，視頻顯示護士被打后并不是馬上就有應急安保措施，事件曝光后多日，在全國輿論壓力之下打人者才被拘留或免職。從這個角度看，升級安保乃至立法保護醫生，固然能有效減少醫者被暴力傷害的概率，但如果司法大環境不夠嚴明中立，徒法不足以自行，醫者的安全仍然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