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渡一河：習李新政的歷史坐標

正在召開的2014年兩會，是執政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第一次兩會。如果說，四個多月前的三中全會，確定了習李新政的綱領與框架，這次兩會，就是三中全會的“下半場”，將黨的改革思路和意志，體現為國家的改革思路和意志，并付諸實施。

四個多月來，海內外圍繞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解讀，早已汗牛充棟。而無論如何解讀，普遍能夠形成共識的一點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是中國改革的重要轉折點。

在改革史的大維度下，習李新政究竟有著怎樣的歷史坐標？

當代改革的第三次轉折

習李新政，是開端于1979年的當代改革的第三次轉折。

從1979年至今，當代改革至少已經發生了兩次大的轉折，那就是1989年和1992年。

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政治風波，客觀上打斷了1979年以來的改革進程，尤其打斷了執政黨十三大已經啟動的政改進程。此后，如果沒有鄧小平在1992年的強勢南巡，中國的當代改革前景如何很難預料。

第二次轉折，就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以一種非常規的手段，扭轉了此前數年改革的逡巡，但1992年之后所接續的改革，與上世紀80年代又有了巨大的區別：

一、經改與政改并重，或者說政改至少不能過于滯后于經改，轉變成了經改的獨木支撐，政改則基本停滯，社會風氣進一步轉向拜金。

二、在80年代，對于大多數個體而言，雖然認同改革，但自己要下海經商還有不少顧慮，敢于下海者還是以一些在傳統體制下缺乏出路的人以及一些膽大者為主。這一階段，即便是腐敗，“技術含量”也比較低，多數停留在“吃拿卡要”上，倒賣批文或在價格雙軌制中獲利，則已經是相當高級狀態的動作了。這個階段的改革明星，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而1992年之后，全民經商浪潮形成，黨政機關的公務員首當其沖；而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出現了“權力資本化”的更為膽大的形式。這個時候的改革明星，多數集中在流通領域，乃至房地產領域。

三、面對急速發展的改革實踐，制度變更和制度建設遠遠滯后，實踐活動廣泛涉及灰色地帶，自此種下日后被稱為“原罪”的各種矛盾。

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是相當平衡的改革，那就是制度與實踐、政治與經濟還能不斷互動配合，經改與政改兩手都在抓，盡管軟硬有不同；而從1992年至2013年，這種平衡性就不再保持，天平導向了經改的孤軍深入。當前改革所面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尤其是“權力資本化”的問題，與這一階段的平衡缺失，關系匪淺。

經歷了1979年到2013年的34年改革實踐之后，習李所能面對的重要抉擇，是關系到改革“技術操盤”的選項，更為確切地說，是全面改革還是獨推經改的選擇。而顯然，從目前各種資訊看，習李選擇的是全面改革。這既是改革本身發展到這一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現實問題的逼迫。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才具有了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分量相近的歷史地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涉及的政府職能轉換、審判獨立等，無一不是政改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政改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說，此前三十多年來，相對容易下手的改革之“肉”與“湯水”，已經吃得喝得差不多了，如今剩下的，就是要啃啃硬骨頭了。或者說，改革已經渡過了“淺灘區”，繼續摸石頭，水太深，未必能摸著，甚至，水里未必就有石頭可摸，剩下的選項就是只能架橋或者造船，而此前所摸索的經驗，大多是摸石頭的經驗，缺乏架橋與造船經驗。因此，這注定了當下的改革不能守成，而需重新開拓。

強渡深水區

當前新政，與1979年相比，難度更為增大。

第一，起點不同。1979年的改革，是在一窮二白、內亂不已的零起點甚至負起點起步。所謂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至少能提供極大的想象空間，也有足夠的騰挪空間。而經歷了三十多年、十幾億人的共同涂鴉之后，這張紙上早已經畫滿了各種記號，紙張不僅已經泛黃，甚至某些地方還破損了。要在這樣的畫板上繼續作畫，且不能撕掉重來，其難度可想而知。

第二，路徑不同。1979年的改革，從零甚至從負起步，只要敢于邁出去，哪里都有路，哪里也都是路，所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時會飛、敢飛的鳥不多，會躍、敢躍的魚不多。三十多年后，天上早已是各種各樣的鳥，水里也是各種各樣的魚，往任何一個方向前進，都要觸碰到既得利益者。這就決定了當下的改革路徑選擇，不可能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必須事先做好頂層設計，如何選擇路徑以及更為重要的——如何對待這條路徑上的攔路者。

第三，改革的受益面不同了。1979年，在普遍貧窮的平等下，實現“帕累托優化”的空間極其廣闊，無論怎么改，都能制造紅利的增量，都能做大“蛋糕”。而當改革進行了三十多年之后，雖然“蛋糕”更大了，但每人能吃到的“蛋糕”參差不齊，于是“分蛋糕”的問題不時對“做蛋糕”形成制衡。雖然大多數的民意仍然支持改革，但具體到改革措施，則各有利益立場，容易出現分歧。當今改革要繼續深化，一方面固然是要尋找改革紅利的新的增量所在，另一方面，則無可回避地要觸及改革紅利的存量分配調整。任何對紅利存量的調整，都不可能繼續“帕累托優化”的進程，必然要遭致一部分人的反對、阻撓。

第四，改革的動員成本不同。1979年，經歷了近70年的各色革命尤其是“文革”浩劫之后，普遍貧窮，人心思定，渴望安居樂業。人們的要求并不高，甚至僅僅是期望能吃飽飯。低要求的民意，再加上執政者充沛的權威資源，導致改革所需的動員成本相當低廉。而三十多年后，改革紅利分享與成本分攤都欠缺公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撕裂，傳統的“三大差別”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拉大，農民和農村繼續為改革承擔著最大的成本。在既成的非均衡的紅利分享與成本分攤機制上，要繼續推進改革，其動員成本將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如何吸引及滿足弱勢群體的要求；二是如何增大此前的少部分強勢群體對改革成本的分攤及減少他們對改革紅利的攫取。要實行這樣的動員，并且在某些方面已經透支了權威資源的情況下，改革的動員成本將大大高企。

第五，改革的“敵人”不同。1979年，改革最大的“敵人”，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勢力。三十多年之后，反改革的保守勢力雖然還有，但已非主流，改革的“敵人”更多的是在此前改革過程中制造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這類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敵意”或許并不很強：為了長遠利益，在感覺自己還有足夠出路的前提下，他們或許會選擇妥協。要解除這個“敵人”的武裝，非常關鍵的一個技術細節，就是改革的調整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尊重既成事實，建立有規則的博弈。任何運動式的剝奪，不僅會講既得利益集團逼入對抗的死角，而且也會破壞改革最為基礎的法治精神。更為確切地說，到了如今深水區的改革，其“敵人”不再是某些特定人群，而是缺乏規則的博弈體制。

當然，從技術操作上看，改革的“敵人”在1979年時，是極“左”勢力，而在當下，則是腐敗的老虎和蒼蠅。三十多年來，“敵人”從政治認定到法律認定，無疑是一種進步。而無論是哪種“敵人”，都無疑是改革動員的實際抓手。對于這樣的“敵人”，在法治下予以嚴厲打擊，能減少改革動員的成本，提升動員的效率。

第六，改革的外部環境不同。1979年改革起步時，中國擁有一個相對和平的外部環境，雖然與蘇聯的關系相對緊張，但冷戰體制下的合縱連橫，也令中國贏得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持，從而獲得了資金、技術、市場。與周邊國家之間，除了越南，基本沒有發生邊界沖突。那時的韜光養晦，既是外部環境相當和平使然，實際上也是別無選擇——畢竟，彼時遠遠缺乏與人爭雄的力量與資本。

而如今，改革的大背景是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美蘇對抗為主軸的冷戰格局，早已消失；如果還可能再度出現新的冷戰，主角倒完全有可能由中美出演。對于中國的崛起，美國從冷戰后期的適度扶持與鼓勵，轉為如今的全面遏制。而中國自身，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急劇提升，以及與國際經濟千絲萬縷的關聯，早已不再是此前的“大國兼弱國”，而是“大國兼強國”，繼續奉行所謂的“韜光養晦”，不僅已經與自己的體量不相符合，更與自己體量所應承擔的責任不相稱，也容易引發更大的猜忌。

這與美國崛起的歷史進程相仿，當體量和影響力達到了一定程度后，都決定了“孤立主義”的不合時宜，國家利益線早已遠遠超越了國境。

承接百年前的改革

迄今進展了三十四年的當代改革，并非前無古人的創舉，而是在中斷了一個甲子后，對近代改革的續接。

從改革史的角度，中國近現代史可以做如此劃分：首先是開始于1861年的改革時期，至1911年終結；隨后，從1911年直到1979年，可以看成是一個完整的革命時期，這一時期的主流，是解決政權的歸屬問題，期間還夾雜著日本的入侵；自1979年鄧小平開始改革，中國再度重回此前的改革道路上。

與一百多年前相比，當今改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一、改革者的權威資源不同。

晚清改革，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跛子改革”，即體制內的改革主導者，缺乏足夠的權威資源，其后果：一是政令不出紫禁城，二是即便政令出了紫禁城，在執行中或被大打折扣，或被異化變型。

晚清中央權威的淪喪，不僅是財權被分解，甚至連軍權、外交權也被分解，這導致了中央的渙散無力及各地的離心傾向。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1908年中國的財政總收入超過2億兩白銀，空前未有。但是，在中央政府和內務府，加起來僅僅2400萬兩，只有12%，其余都在地方手里。一個政權，居然喪失了對88%的財政支配權，實際上也就喪失了進行任何有效的政治動員的能力。

當代改革，中央各方面權威資源非常充足，只要高層能形成共識，貫徹與推動的力度和效率就相當高。這是確保改革措施能落實的關鍵。

二、社會的急躁心態加劇。

歷史地看，這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的急躁心態，呈現越來越加劇的趨勢，我將此稱為“大躍進”心態，總想走捷徑，一蹴而就。

這種“大躍進”心態，表現在改革上，就是經濟上總是追求超常規、跳躍式發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樣希望進口或者構建一個“主義”的框架，就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這種認識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相信：無論改革還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進越好。我們總是為不斷提升的“高鐵”時速而歡呼，直到超速顛覆、車毀人亡，才開始反省“大躍進”的危害。

這種心態成為社會潮流，始于甲午戰爭失敗之后，并隨著此后越來越多的精英放棄艱難而漫長的建設、投身短平快的“推倒重來”，而日漸滲透到民族心理之中。盡管每一個歷史階段的執政者，大多依靠指責被其推翻的前任們是“笨蛋”兼“壞蛋”而上臺，而當它占據了中樞地位、成為執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認識到：無論是經改還是政改上的“大躍進”，都不切實際，無法操作。而一旦這個執政者回歸理性，它又很容易被新的反對者指責為新的“笨蛋”兼“壞蛋”，陷入另一輪循環。

經過近七十年的“革命”，我們這個民族本就十分濃郁的造反意識、革命意識更趨濃郁，這都為改革的習慣性流產埋下了伏筆。

三、改革的體量不同。

清末民初，中國盡管是大國，但僅僅是人口意義上的，無論是經濟還是軍事，都只能說是弱國。但是，如今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都已經堪稱強國。體量的本質區別，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的難度，畢竟要推動一列滿載的列車，要比破牛車更為費勁。

四、外部環境不同。

首先是經濟的依存度，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與國際的經濟依存關系是單向的，那就是中國經濟走勢對全球、尤其是對英國和俄國影響非常大，如俄國財政曾有超過20%的收入來自于對華貿易，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超過90%利潤來自于對華貿易。而中國自身對進口商品的依存度很低，除了鐘表和毛皮等奢侈品之外。在很長時間內，中國都一直控制著茶葉、絲綢等大宗出口商品及幾乎一切進口商品的定價權，即便鴉片戰爭也未能改變這些，一直到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后，中國才喪失這種定價權。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程度加深，但依然以自然經濟為主。而當代改革三十多年后，中國已經成了制造大國、世界工廠，同時又在資金、能源、資源上對國際市場有極大的依賴性。更為關鍵的是，無論在出口還是進口方面，中國依然沒能掌握定價權，國際依存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相當大。

其次是國際安全環境。當今中國毫無疑問已經是軍事強國，與晚清時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本質上的變化，決定了改革開放的自主性完全不同。晚清與民國所遭受的深重的民族災難，對于彼時的改革來說，既是壓力和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因為“饑不擇食”“慌不擇路”而成為有序、漸進改革的阻力。當今中國，雖然有外部的各種威脅，但遠未成為如百年前那樣的民族危機，雖然因此導致壓力的缺乏，但也令改革者得以較為從容地布局。

五、改革的深度不同。

從表面上看，當今改革在經濟方面，幾乎已經走完了清末民初經濟改革的全過程，并正在深化；而在政治方面，卻似乎并沒有達到清末民初推行立憲政改的深度。但是，正是因為清末民初的操切的立憲政改，在大躍進心態下、“主義”萬能的心態下，忽略了基本技術條件的培育和技術操盤，導致了始于晚清的立憲政改徹底中斷。此后，雖然立憲成為政治正確的話語方式，但也淪為權力斗爭的工具。“立憲工具化”傾向，在中國近現代表現得十分明顯。這正是當下的政改應該著力避免的陷阱，放緩政改節奏，多從政府職能轉換、審判獨立等“技術環節”入手，不失為穩健、現實的做法。

沒有改變的基本面

值得注意的是，百年以來，即便經歷了1979年開始的三十多年的當代改革的洗禮，中國社會還有些基本面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而這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來源。

一是“權力主導型社會”。

引領中國社會、尤其經濟發展的，權力依然是最為重要的要素。在中國近現代整個150年的改革史中，權力一直都是關鍵的“生產要素”，甚至可以稱為第一生產力、或者第一生產要素。也因此，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建立規范、透明的規則，絕不僅僅是反腐的需要，而是下一步任何改革的先決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其所針對的對象，從歷史視角看，正是“權力資本化”與“資本權力化”。

二是忽略技術面。

中國人愛談“主義”“哲學”的多，談問題、技術的少，往往從雞毛蒜皮的分歧，漸次升級為義氣之爭、朋黨之爭，乃至你死我活的敵對關系。所謂左和右，往往并無大的區別，中國真正的人群分類只有兩類，一類是扯淡派，一類是實干派，后者總是少數。干活的人少，說風涼話的人多，這是中國一百多年來的主旋律了。忽略技術面，必然導致“姿勢分子多”，說“主義”、喊口號、叉著腰批評的人多，而處理“問題”、埋頭實踐、彎著腰干活的人少。

三是國家治理手段的原始。

對法治、規則的依靠，不如對人治、政策的依靠。整個官僚機器，依然存在著強大的異化能力，頂層設計中的“仁政”，經過官僚機器的運轉，往往能變成弊政、甚至苛政。

十八屆三中全會，其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現代化，那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繼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四個現代化”之后，更為重要的第五個現代化，也比空洞而籠統的“政治現代化”更有操作性，更少歧義。

其實，中國在改革轉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包括腐敗問題，在其他任何國家的現代化轉型中，尤其美國，都出現過，并且，他們也是花費了數十年甚至近百年的時間，才通過不斷的制度改進對其進行修補。這是一項長期、艱難而且技術要求很高的活兒。可以肯定的是，缺乏耐心地推倒重來、砸爛重來，不僅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且將問題暫時掩藏起來，最后會憋出更大的膿包。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已經接受企業管理是一門技術，卻并未普遍接受國家治理也是如此，關鍵是操作細節。我們往往不去研究這些技術細節，有了問題，都怪罪到一個虛幻的“主義”上去，而一旦認為“主義”有問題，就再度訴諸推倒重來、砸爛重來，結果發現問題依然存在。在很多年前，胡適先生說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看作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也提及要“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些詞句，都凸顯了習李新政所面對的艱難局面。

如果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算起，中國已經在現代化轉型的“歷史三峽”中，走了足足173年；如果從1861年第一輪改革開放算起，也已經有153年。能否走出“三峽”，走出耗盡民族生機的“王朝周期律”，習李新政的這10年，正是最為關鍵的臨門一腳。

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全面深化各領域改革。”何謂“各領域”？此間應該有著極其深刻的內涵。這也再度呼應了政府報告中極其罕見的那兩個詞組：壯士斷腕、背水一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