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企業家最大的利好”

兩會期間的蕭功秦，正躲進小樓，專注于自己的抗戰史研究。“史學研究才是我的本行。”蕭功秦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

但政治學者的另一重身份，使得他不可能在3月的中國，完全關閉書房。尤其是，當他的反對者也發現，當下中國，似乎真的正行進在蕭功秦所總結的新權威主義的路徑之上。

而在蕭功秦看來，在改革者主導下的新權威主義，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必經階段。自上而下的改革還在前行，下面要做的就是民間社會的充分發育，以及由此形成的對改革的呼應。

民間社會是體制軟肋

《中國經營報》：本屆政府執政一年以來，民眾感受最大的是空前的反腐力度，尤其本次兩會上傳出的“你懂的”，作為一個觀察者，你怎么看待這種反腐態勢？

蕭功秦：相對于鄧小平時代的新權威主義，我曾經把習近平新政稱為“新權威主義2.0”，我認為，現有體制應對腐敗是有優勢的。首先，政府依靠法律的反腐措施可以自上而下得到強力貫徹；其次，腐敗官僚在這個體制中，基本上是一個個孤立的，他們不可能聯合起來。不像一些不成熟的民主國家，很多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錢權交易，在所謂民主選舉的形式下，能夠抱團，很難攻破，中央政府對此也無可奈何，例如一個有利于底層的改革方案，在議會由于觸犯特權階層利益，往往多年也通不過，原因就是合法抱團，而在我們現行體制下，可以利用法制手段來打擊腐敗，推行公車改革，下放行政審批權等。例如，去年中央國家機關“三公消費”減少了35%，這些都體現了集權體制下改革的某種優勢。

有些人擔心腐敗官僚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違抗中央的現象，我認為在現行體制下很難出現。從大的政治格局來說，中國不會出現什么大的問題，老百姓對我們這個體制，對我們的政治領袖的支持度整體上還是比較高的。社會穩定不會有大問題。

我更擔心的是，我們的民間社會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處于萎縮狀態，沒有能夠充分發育起來，這是我們體制最大的軟肋。而我們的各級官僚對于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缺乏積極性。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民間也沒有建立社會公益與自治組織的習慣。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文化創新將難以為繼，因為，威權體制的優勢是上令下達，貫徹指令。文化創新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統，官僚系統只會“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真正的文化創新只能依靠民間社會和社會組織的充分發育。中央提出，要形成一個現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而這個治理體系也特別需要社會公益組織、社會文化組織等的生長、發育與壯大，否則，我們要實現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會變成一個空話。我寄希望于兩會以后，這個局面能逐步改變。

社會力量是反腐中堅

《中國經營報》：具體來說，社會組織的發育對當下中國社會經濟轉型的意義是什么呢？

蕭功秦：一般來說，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后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達到一定階段以后，現代化過程將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逐漸地延伸，這個過程在政治經濟學當中稱為“涓滴效應”，如同沙土中的清水會不斷向沙土四周延伸浸潤一樣。這也就是當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通過國家政策傾斜，資本與技術的流動，加上一系列的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各種資源將從沿海與城市等發展中心地區向中西部邊緣地區彌散擴展。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發展的成果將越來越多地從中心向邊緣延伸，逐步實現更加均衡的發展，也就是我們說的“共同富裕”。

但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涓滴效應”的過程在內地卻遇到了官僚體制形成的屏障。比如資本、機會向內地的轉移，都會被地方那種已經形成的特殊壟斷利益團體、官僚利益團體截留下來，難以真正向不發達地區滲透。例如，一些本來需要通過能力競爭而獲得的權力、地位、財富、機會等“稀缺資源”，卻被壟斷性的權力部門中的人脈關系網所截留了，這個現象在內地已經相當明顯。例如，我曾經去中西部某縣開會，當地記者素質之差讓人驚異，后來才得知此人是當地的官二代，這樣的例子在內地小城市相當普通。

最近網上都在討論“逃離北上廣”后又回歸北上廣的問題，北上廣為什么難以離開，很多離開的為什么又回來了？這個現象本身就說明了，“涓滴效應”對中西部的浸潤作用在內地遇到了官僚體制的巨大屏障。官僚機制如同無形的虹吸管一樣，壟斷了社會資源的再分配。如果“涓滴效應”不能正常發揮合理資源分配作用，北上廣與中西部的差距還要越來越大。

這個問題要有效解決，看來要大力推進社會組織建設，改變現今中國的“強政府—弱社會”的結構，讓社會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生力軍。讓沿海地區的市場競爭中煥發出來的健康活力，逐漸向內地延伸，而社會組織的極大發展，也可以克服官僚集團的壟斷和分利化。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講過，威權體制自利化，也是腐敗產生的原因，社會力量的發展是不是也是一個遏制官僚體系腐敗的重要力量？

蕭功秦：對。當下，中國的民主要真正落實十八大提出的“協商性”民主，就需要發展社會組織。一個社會里，如果沒有社會組織，而只有一個一個的個體，政府與社會之間如何協商？除此之外，中國民主發展中還應該包括有學者所說的“評議性”民主。也就是說，通過諸如網絡評議、民意調查或是民意的反饋來使得我們的民主表達與民主決策得以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組織的發展不可缺少。

改革才能反腐

《中國經營報》：你剛才說到，在現有體制下，腐敗官僚的抱團不太可能，但從最近曝出的腐敗大案來看，官僚腐敗似乎展現出政府、企業甚至黑社會聯盟的狀況，你怎么看這種現象？

蕭功秦：這確實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企業家要獲得利潤，但在一個市場經濟沒有完善的條件下，在政府權力可以隨意干涉市場的環境下，錢權勾結可以說是一個共同的現象。尤其像中國這么一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錢權勾結更是相當普遍。因此，打擊腐敗的確要考慮到官僚和地方上的一些豪強之間，可能形成的一種利益同盟，中央肯定也在摸索這方面的經驗。但我認為，只要中央下定決心，錢權勾結所形成的不正當的得利、壟斷性得利，還是能得到相當的克服。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我們不能有完美主義心態，想要簡單、迅速、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種狀況的形成，如果從改革開放時算起， 也已經有30多年了，不可能在一兩年里面完全解決掉。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抱有一種樂觀的態度，要看到我們這個體制的優越性，看到黨中央在反腐上面的決心。如果我們在打擊腐敗的過程中，可以總結各種經驗，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形成防止腐敗的長效機制，這個問題可以逐步得到解決。

《中國經營報》：去年一位學者在本報發布了他對100位企業家問卷調查結果，企業家對國家的未來可以用六個字總結：“必須改，不能亂”，一是對改革的期待，一是對可能存在的某種危機的擔心，你怎么看待這種心態？

蕭功秦：我很理解這種復雜心態。不過，我在和一些企業家座談的時候曾特別強調，現在看來，新政對企業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好。因為，新政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保持社會的穩定，有人將其總結為“政左經右”，實際上就是在維持社會穩定的政治條件下，加大市場經濟全面改革的力度，創造對企業家良好的投資環境。

這種新權威主義是最適應中國現階段的國情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可能目前還沒有進入一個真正的黃金時期，因為決策層還要逐步解決錢荒等前階段遺留下來的結構性社會、經濟問題，我相信，兩三年以后會有一個更好的局面出現。

新權威主義“有用”

《中國經營報》：你曾經擔心當下中國，在激進的左與右的爭論下，實質性的改革被鎖定，而難以推進。現在在你看來，是不是還是需要政治強人才能打破這種鎖定？

蕭功秦：在一個后發展國家，開明睿智的政治強人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政治強人要有效地推動社會轉型，還要和民間社會煥發出來的活力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也就是要發揮兩個積極性，一個是改革領導者的積極性，一個是社會的積極性。在這兩種積極性的制衡下，在前者的權威整合與后者的民主評議的作用下，干部系統、官僚系統就可以發揮良好的作用。正因如此，尊重社會的多元化，培育社會組織，讓民間活力在社會組織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達到我們現代化發展的目標。

《中國經營報》：昆明“3·01”暴恐案發生后，網上一度熱傳據說是普京對待恐怖分子的態度：“原諒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情,我們的事情,是送他去見上帝。”其背后似乎也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政治強人的呼喚，你怎么看待這種民間期待？

蕭功秦：我認為，從一個長期的歷史時期來看，中國還是處在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還是非常重要的。而推動改革的政治強人，就是看得見的手的最集中體現。鄧小平時代的新權威主義，就是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啟動市場經濟改革，而目前的新權威主義，就是用政府這只手，去克服政府主導改革造成的“近水樓臺效應”與利益壟斷和利益固化，并把半開放的官僚市場經濟，轉變為成熟的全面市場經濟，為未來高度的民主創造條件。

而我認為，這屆決策層要完成的基本改革目標就是，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半現代國家向以社會為本位的現代國家轉型，是從“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逐步轉變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均衡結構，最終目標是實現“小政府大社會”。

情緒化的民族不成熟

《中國經營報》：今年是甲午年，中日之間又有很多的外交摩擦，民間“抗日”情緒開始反彈，這是否意味著你一直警惕的“高調的民族主義”開始出現苗頭？

蕭功秦：這一年以來，中央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八項規定，在整頓官風、黨風上，效果相當顯著，整個社會浮躁、焦慮的心理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民氣開始順暢，這些都讓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抱有謹慎樂觀的判斷。

讓我比較擔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曾有過沉痛的歷史記憶，有一種長期受到壓抑的歷史悲情，而國力一旦強盛起來以后，往往就有要宣泄這種屈辱感的強烈沖動。這甚至成為一種潛意識，滲透到我們國民的內心深處，尤其是在我們對于很多歷史認識往往還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這種沖動就特別強烈。我認為，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就必須克服這種歷史悲情。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傷害過我們，但也應該看到，其多數國民對過去這場戰爭是有內疚心理的。我的一個日本學生，曾給我寫了一封信，其中談到他的父母年輕時深受軍國主義影響，但是在戰后就開始反思，而且他的祖父與父親都在臨終時囑托她，一定要代他們向中國人民贖罪，一定要為中日友好做一些事情。我認為，這種反思代表了大多數日本人的心理。反觀我們自己，對現在日本的認識，對這個民族的整體變化的把握可能還是不夠的。這就有可能被日本的右翼勢力所利用來炒作兩國的民族仇恨，最后的受益者將是日本的右翼分子。我總覺得，我們民族要真正成熟起來可能還要三十年，希望在此之前我們在國際問題上不要犯顛覆性錯誤。

反腐大數據

中央紀委監察部稱，2013年全國共有31名中管干部被查，18.2萬干部受黨紀政紀處分，36907名涉腐官員被立案查辦，30420名黨員干部因違反八項規定精神被處理。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數據顯示，中共十八大以來，已有至少21名省部級官員、逾70名廳局級官員被查。

21名省部級官員包括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

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徐杰

湖南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

內蒙古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

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祝作利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李達球

原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廖少華

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

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

原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

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

原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周鎮宏

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吳永文

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

江蘇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

安徽原副省長倪發科

原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主席陳安眾

中央紀委監察部于2013年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各級機關公文精簡了56%，因公出國(境)人次數下降了16.8%（1至8月），招待費下降了52.07%（1至8月），培訓費下降了37.87%，印刷費下降了13.49%。

代表、委員暢言反腐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古今來律師事務所主任吳青表示：

追責退二線官員有利于防止腐敗期權化，追責也無禁區，讓為官者預見到腐敗的后果。應加快反腐敗國家立法。系列條例和規定，已體現法治反腐思路，但既有規定多分散在相關法律和黨內規定中，只有立法反腐才能打“持久戰”。

全國政協委員、陜西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鞏富文認為：

腐敗現象不是一地一時形成的，反腐也應“蹄疾而步穩”，由標及本，逐步推進。

全國人大代表、棗強縣大營鎮芍藥村黨支部書記王文忠認為：

在關注干部“吃穿住行”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完善金融國企、組織人事、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懲防機制，拓寬反腐的領域和范圍。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認為：

我國很多腐敗案件呈現出集體腐敗的特點，這很可怕。究其原因，是我國的權力監督的機制出了問題，已到了不得不重建反腐系統堡壘的程度。要把加強反腐敗制度頂層設計提上日程，形成多元化監督約束體系。這種權力的監督應該既有上對下的監督，也有下對上的監督，還應有平行之間的監督。一些人所謂的“公示財產會讓百姓對黨失去信心”的擔心，很有可能就是部分既得利益者故意設置的言論障礙。從逐步公示部分官員財產做起，在社會上形成干凈的追求政治進步的路徑，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對權力進行有效制衡的監督。可以嘗試建立起有償舉報的機制，調動廣大群眾舉報的積極性。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認為：

社會各個環節的運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監督身上。而是要創造不容易產生腐敗的土壤，改造了，就長不出腐敗的果子來。教育（腐敗）也是這個問題，對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足讓公眾不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