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峻：梯度推廣上海自貿區制度成果

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表示，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一項國家戰略，要牢牢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盡快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新制度。

自上海自貿區掛牌經營，習近平對上海自貿區鮮有系統表述。習近平認為，要加快在促進投資貿易便利、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等方面先試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

對此，深耕研究上海自貿區制度創新的上海市委黨校、上海行政學院教育長曾峻表示：“上海正在考慮自貿區制度創新的推廣路徑，無論從地域還是內容上都應該是有梯度的。”

推廣自貿區制度創新

《21世紀》：都說上海自貿區在審批監管模式上進行了創新，這里頭上海具體是怎么做的？有哪些簡單的表述能夠讓大家明白這些創新的意義？

曾峻：上海自貿區行政審批和監管模式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行政審批和監管領域。以投資、貿易和金融為主，監管重點是五個方面，投資管理制度、貿易監管制度、金融制度、綜合監管和執法制度以及相應的法制環境。

第二是外商投資企業的負面清單。負面清單中有個概念很有意思，其提到了兩個東西，一個是《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代碼》，我們找出來一看共有60頁；另一個是《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1修訂版》，我們也把它找了出來學習了。原來還在想，為什么自貿區一經掛牌，負面清單很快就出來了，原來主要來源在這里。

第三是工商注冊登記制度，推出了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后面還提到總體上海自貿區的審批思路是“先照后證”，將企業年檢制度改為企業年報制度。

《21世紀》：隨著上海自貿區的持續建設，各地申請自貿區的呼聲也很高，上海如何將這些先行先試的經驗推廣開來？

曾峻：去年末今年初地方申辦自貿區的消息很多，在兩會期間更是呼聲四起，如果要進行新的試點，需要上海先拿出一套系統的、有條理的范本，使地方在自貿區基礎制度建設上少走彎路，哪些可以直接做，哪些還需要思考。

于全國來說，國家也在面臨一個重要命題，市場經濟決定性作用這盤棋怎么下，政府管哪些事情，界限在哪里，力度如何把握。在這個背景下，上海自貿區能夠形成范本，例如如何優化政府行為，處理好政商關系，特別是對于將市場主體的作用釋放出來意義重大。

自貿區就是一個制度創新的試驗。在制度創新上我們需要搞懂三個問題，為什么審批、審批什么，以及后續監管工作。

比如在國家層面，李克強總理去年三月份講中央政府還有1500多項審批，今年十二月份以前又改了300多項，十二月十號又改了60多項，還剩下1100多項。我們就會想，這1100多項到底分布在哪些部門？

所以我們在運作上海自貿區的過程之中，需要思考的是，這些年來，不斷進行行政審批的改革，但是企業辦事還是越來越難了。阻力到底在哪里？這很多是部門利益的問題，我們要切實了解到上海自貿區會不會出現這些情況。

與此同時在上海自貿區的經驗推廣過程之中，如何復制與推廣，我們希望是有梯度的，比如區域梯度，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先推至浦東新區，研究浦東新區的行政審批怎么和自貿區進行對接，再推廣到上海其他區域，研究上海自貿區的建設成果與上海的“四個中心”結合。在全國層次，先東部發達地區，再到中西部地區。

在時序梯度上，現在是邊實驗邊推廣。在內容上，也有梯度問題，我們覺得首先應該是審批和監管，然后是行政體制其他相關內容，更深層次是司法和法制的推廣。最后是社會領域的相關體制改革。

建立一體化監管模式

《21世紀》：如何事后有效監管？有什么建議？

曾峻：優化行政審批的事項和行為是前期重要工作，之后自貿區就要轉向科學有效的監管，對安全、反壟斷進行審查等方面。如果后期監管跟不上，出了問題會直接反過來侵害前面的審批行為，導致政府不敢放寬。

做好連續監管工作，發現不批少批問題不大，政府就能增強信心，進一步推動改革。此外，在開放、自由、公平的環境下，政府管理的精準性還要能一步提高。

我們發現，自貿區門檻降低了，口子開大了，有更多的企業主體參與到市場中間來。我們監管的資源就那么多，出了事情怎么辦？所以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監管模式十分必要的。

例如，相關監管部門形成合力，建設企業信用平臺。企業信用平臺綜合了與企業信譽有關的行為信息，便于企業與企業合作。第二個是進行有效抽查，這塊任務很重。但從中發現的問題可以改進先前的審查事項。

理想模式是，我們應借鑒發達經濟體的做法。可以從國家層面思考這個問題，監管的核心是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我認為東亞的國家和地區更有直接借鑒的價值，比如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日本、韓國，他們的意識文化和我們有相似性。

我們可以向這些國家和地區學習他們在做的過程中，哪些不審批，哪些可批可不批，哪些需要嚴格審批，國家應進行自我探索，但也不需要什么都從頭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