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權改革的路徑抉擇

作為人類生存之基，水資源問題，從來不敢令人輕視。

在當今的中國，水權問題更是個火藥桶，誰都不愿意碰觸：盡管各方都對現存水資源利用配額不滿，卻因這種不滿的強烈和普遍存在，而不愿去揭開蓋子。這不僅在缺水的北方沿黃河地區普遍存在，在富水的嶺南同樣存在。

河源的案例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故事：位于東江上游的河源，為保下游廣州、深圳、香港的飲水安全，長期做出大量犧牲，發展受到環保限制的同時，還需進行生態建設投入；而與穗深港的繁榮相比，河源下轄5縣全是廣東省貧困縣。

這樣的情形，在中國廣泛存在。對比最鮮明者，除了這里的河源之于珠三角東岸，還有北京之于“環首都貧困帶”。在一切講政治的年代，這樣的問題未必會得到凸顯，但在21世紀的今天，顯然已無法回避。

因此，我們看到，北京在奧運前曾探索過生態補償機制：在由中央部委出面關停河北、內蒙一些污染企業之后，北京開始向這些地方支付一部分補償。只是，這樣的補償不僅主要取決于領導人的觀念，也在全國范圍內過于鳳毛麟角。

東江的特殊之處在于，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生態補償問題，而是正常利益分配問題。河源在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給香港供水，香港每年為此支付相應費用，但這一費用并非直接支付給河源，而是支付給供水管理方--廣東省屬國企粵海集團，粵海再向廣東省財政上交，最后由廣東省以財政轉移支付的名義返還一部分給河源。

顯然，這樣復雜、低效而又曖昧不清的利益分配機制，難以令河源滿意。這也是中國眾多資源型落后地區，強烈呼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根本原因。在北方一些資源豐富的民族地區，如內蒙、新疆、西藏，表現的更為突出。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似乎對此給予了正面回應，承諾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但東江的案例調查卻顯示，公共資源改革遠非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那么簡單：補償本身不僅面臨著量化等技術性難題，亦有“施舍”之嫌；而進行水權改革，則不僅需要突破一些現行法規，更需要對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特定的“公共資源”觀念進行根本變革，否則公共資源的權益問題將難以明晰，如水權改革交易等公共資源權利改革也將無從開始。

中國的公共資源權益改革大幕將啟，卻面臨著不同選擇：是選擇生態補償，還是產權改革--明確產權歸屬，以清晰的規則和市場方式來形成新的利益分享機制。

中國，向左走，向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