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代表委員問診城鎮化：新型城鎮化 農民如何變市民

《政府工作報告》把“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作為今年九大工作重點之一，這讓來自江西團的盧金生代表很興奮。

報告特別提到，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就近從業，增強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和城鎮發展后勁。盧金生去年提出“就近就業”的建議很是應景兒，3個月內他就收到了國家發改委的相關回應，“支持回鄉創業”。盧金生希望能建設以人為本、有保障、有綠色、有文化、農民能體體面面安居樂業的新型城鎮，不僅是表面身份，而是融入城鎮，成為真正的市民。

全國政協委員陳錫文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進城農民工融入城鎮起碼要解決四大問題：就業、住房、社會保障及子女就學；同時他提醒，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搶項目、爭取資源。否則，小城市發展慢，大城市出現“大城市病”。

履職故事

他的心愿“城鎮化”的目標

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盧金生在江西團分組討論時，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合理安排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據實際情況統籌安排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經費、教師分配和教師工資保障。”

最發愁子女教育

盧金生是江西省豐城縣蕉坑鄉人，上世紀九十年代他辭掉民辦教師的工作，從家鄉來到臺州打工，現在已經成為一名企業老總，以及當地在臺州的流動黨支部負責人。在臺州這座城市，有盧金生許多的鄉親，他們中有許多人像盧金生一樣成為小有成就的創業者，但更多的人還是普通的務工人員，即便在臺州這樣的非一線城市，買房、落戶也都不是易事，子女教育尤其讓他們發愁。

盧金生說，有的務工人員讓子女留守在家，也有帶著孩子來到城市，雖然國家前幾年就有政策，讓農民工子女和當地居民子女有同等享受教育資格的權利，可是在一些農民工聚集地，如他所在的浙江省臺州市，公辦教育資源遠不能滿足在此地農民工子女就學需求。“臺州本地戶籍人數約40萬人，外來務工人員32萬，即便有流動也不少于25萬人，還大都是有子女入學需求的中青年。”盧金生給出了一個他統計的數據。

城市承載力與人口規模不匹配

農民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有學上了，但是教學質量呢？”盧金生說，他作為人大代表曾去三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做調研，發現辦學條件和教學質量都不行。其中一所有350多名小學生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老板是在企業里的一棟辦公樓做教室，體育活動等場所全無。“老板租房每年40萬，再加上教學器材的損耗，他招聘教師可能每月只有2000塊錢的工資。由于學校待遇低，能招來的少有質量好的，教學質量如何保證呢？

盧金生在發言時建議，國家及教育部門合理安排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校舍用地，并根據實際情況統籌安排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學經費、教師分配和教師工資保障。保證他們能享受到義務教育法規定的該享受到的政策和權利。

盧金生說，臺州這個城市的承載能力應該和它的工業規模匹配，有這么多的工作機會，就有這么多的務工人員，也就該有相應比例的子女入學的需求。

繳納兩份保險卻只能報銷一次

不只是子女入學的苦惱。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都在臺州工廠務工。盧金生說，他的妻女在老家上“新農合”，但是根據勞動法，在務工地也要上保險，這樣一來她們繳納了兩份兒錢。“安徽團有位人大代表接受采訪時也提到這個問題了，我看病的話，醫院只出具一份票據，”盧金生說，不可能也不允許報銷兩次。

“為什么不回農村老家？”盧金生說，不管是農民子弟考學到大城市但未能落戶扎根的，還是農民進城務工，80%都是為了掙錢改善生活，他們也想就近就業，但是家鄉那里卻沒有工作機會。

希望“就近就業”獲發改委回復

去年參加全國兩會時，盧金生在會上建議：通過政策、資金支持，以市縣為單位建立農民返鄉創業園地。盧金生認為這樣做的好處很多：有利于促進農民輸出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解決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婦女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還減輕了沿海發達地區教育、醫療等諸多社會資源不足的壓力等。而他描繪的這些，也是“新型城鎮化”的目標。

去年提交建議后，三個月之內，盧金生收到了來自發改委的回復，大意是：人社部和發改委為了鼓勵農民回鄉創業，已經出臺了一些支持農民工創業的政策，包括小額貸款、回鄉創業資金等，但是全部推廣尚需時日。盧金生說，他也關注到，一些省份逐漸有類似的扶持政策，也有農民工關注政策并期待回鄉創業。“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盧金生說。

隨著醫療保險改革的推進、醫保社保全國聯網體系的建立，盧金生們的困難在有些地區已經得到解決，流動人員的利益也逐漸得到保障。村里的農民想在鎮上建屋子，鎮上的人們想到縣里買房，盧金生對城鎮化的理解是，“就近尋找的生活，不一定非是進大城市。”

農民工回鄉能促進家鄉消費

今年3月7日下午，盧金生在江西代表團分組審議時，又提到農民工回鄉創業的話題，引起了包括當地省市領導在內的其他代表的共鳴。小組內的一位領導表示，這個想法很不錯，回鄉不僅能解決農民工的困擾，還能把消費帶回去，為家鄉創造財富，回去后要關注一下。盧金生說，“在這方面大家都是有共識的。”

今年接受北青報采訪時，盧金生還以自己的感受來證明農村的市場并不小，留守在家的人，許多日用品基本上都是他們在外地買好寄回來的。“如果是在老家消費，對家鄉的市場就有刺激。”

權威聲音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搶資源

陳錫文，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

農民融入城鎮，取決于配套服務

“很多人把關注點聚焦到戶籍制度改革上是對的，但戶籍就是一個本，就是幾張紙，給你換了一個城鎮戶籍本，但是戶籍本后面所承載的一切，社會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務不能解決的話，那這張紙也沒有太大用處。”

陳錫文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以往城鎮化進程中，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去反思、去改正的地方。比如，現在的城鎮化率，7億多城鎮人口是指常住人口，但如果查一下公安部門的戶籍統計，城鎮戶籍人口所占比例只有35%。也就是說，居住在城鎮中的居民中，約三分之一沒當地戶籍，那他要享受當地的基本公共服務就有很大困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進了城的農民工。所以如何使進城農民工加快融入城鎮，這是社會都關注的。

“很多朋友們都知道，現在大概有十二三個省市自治區已經宣布廢除兩種戶籍制度了，戶口本是一樣的，但是待遇不一樣。所以歸根到底，要解決進城農民，你能給他什么樣的基礎公共服務。”

讓農民工融入城市，要解決四大問題

陳錫文表示，進城農民工融入城鎮起碼要解決四大問題。

一、要解決就業。農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來，是想在這里掙更多的錢改善自己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非常努力，一定要加快發展中國的民營經濟。根據現有統計，城鎮全部就業人口大概不到3.8億人，而這些人在國有部門就業的不到7000萬人，也就是說，城鎮就業80%以上是靠非國有部門來提供就業崗位。所以在政策上一定要讓非國有部門和國有部門獲得同等的政策條件和環境，促進它更快地發展，才能更好地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

二、農民工的住房。農民工的住房絕大多數靠兩個方面，一個是靠用人單位給他提供集體宿舍，這個占到整個農民工住房的50%以上。還有百分之四十七八是靠農民工在城中村租賃住房。真正擁有自有住房比例非常低，大概就是1%左右。讓農民工進城以后，建立什么樣的基礎條件才能和城市當地居民一樣享受公租房、廉租房，這是需要研究的，當然要加快建房。

三、要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前不久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審議通過城鄉居民的社會養老保障并軌，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在職的就業人員，城鎮居民的社會就業保障和農民工的社會就業保障差距還是比較大的，特別是農民工作為流動性的就業人口，他繳納的社會保障金中，在統籌賬戶中的部分他帶不走，所以就抑制了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障的積極性。

四、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現在我們了解，大概進入城鎮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孩子超過1300萬人，差不多農村有十分之一的孩子到城里來讀書，對于這樣大的變化，我們的教育資源配置顯然還跟不上。所以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也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還需要加大力度去解決。更重要的是，你解決了他義務教育階段的就學，他初中畢業以后要考高中，當地讓不讓考，高中畢業以后要考大學，當地讓不讓考，這些問題要解決起來都是涉及非常復雜的利益關系。所以一定要通過加快發展經濟，使得我們國家有更雄厚的實力來解決廣大農民群眾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夠均等化，才能真正做好這件事情。

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爭資源

3月5日，陳錫文向北青報記者解讀：大中小城市都應該得到發展，小城市得到發展，也不給大城市很大壓力，農民可以就近就業，風俗習慣可以繼續延續，而且也方便照顧家里。

對于目前很多進城人口包括農民工選擇在大城市就業，陳錫文認為，大城市不能用行政手段和中小城市去搶項目、爭取資源，否則會導致小城市發展慢，大城市發展快，出現大城市病。應該以更符合規律、自然的狀態去發展城鎮化，讓大中小城市得到合理發展。“產業大、合理分布才能帶來就業人口的合理分布，才能帶來城鎮化人口的合理分布。”陳錫文說。

建議

地方財政不足以支持新型城鎮化

全國政協委員李崴

推進進城農民工的“市民化”是核心，盡管中央一直將此作為城鎮化的原則和重點，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并不熱心，地方政府一般是更多地從城鎮建設、撤縣設區、蓋房造城等“外在城鎮化”上著手。2012年8月，國家城鎮化專題調研組在全國不同城市調研發現“戶改幾乎遭遇所有市長的反對”。這主要是利益的問題，戶籍改革是需要掏錢的，地方財政的錢不足以支持“以人為核心城鎮化”的成本。所以，李克強總理才要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立健全有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建議中央財政在此機制上擔當主要的角色，才能夠有利促進取消戶籍制度的目標的最終實現。

農民進城對小城市壓力不大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銅陵市長侯淅珉

安徽銅陵的戶籍改革在2011年就已完成，不存在農業人口和城鎮人口，實行“一元化”管理，他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農民在農村的承包利益等沒有觸動，只是適當加強。其他的社會保障逐步在并軌：先把城市低保并軌，2012年把城市養老并軌了，去年把城鄉醫療保險并軌了。

外來居民實行居住證管理制度，享受和銅陵市居民同等保障，一年后可根據意愿轉為銅陵市居民。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學等都給予保障，外來人口還參與社區競選。

有人覺得農民進城成本太大，對城市資源的壓力很大。我覺得對于大城市來說是這樣，但在中小城市并不存在。

進城人員是來創造財富的，我們可以分析農民進城成本的構成：城市基礎設施；少量人要提供保障房，還有各類社會保險。但社會保險是企業提供的，對地方政府來說主要是基礎設施。但進城人員還會消費，購買固定資產，間接帶給政府的收入也能抵消成本。

銅陵市條件放開后，增加人口并不多。農民進城，主要是就業。資源如果都在大城市，人口勢必都會跑到大城市。

城鎮化不能搞大躍進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榆林市長陸治原

城鎮化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農民進入城市，它要尊重人的需求，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躍進。我認為城鎮化是工業化和產業化的產物，沒有工業化作為基礎，城鎮化是無本之木；如果沒有產業化的支撐，大量新市民會變成無業游民。如果沒有更多的崗位來解決就業問題，會帶來社會問題。所以城鎮化的速度要和經濟發展速度適應，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能靠行政力量急于求成。

要保護人的生態環境，從源頭上預防“大城市病”。要避免大城市病，要合理規劃和布局。規劃都有，但是執行的剛性約束不夠。城市是什么屬性、建多大，都要定準位。每個城市都能定準自己的位置，不盲目競爭，特別是一個區域內的城市之間協同發展，要互補。

此外還要重視和保護農村環境，不要無節制地擴大城市用地。農村也是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城市周邊的農田對城市生態的作用不可估量，建議盡快建立以生態效益為指標的城鎮化綠色評價體系。

本版文/本報記者高淑英

制圖/潘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