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 急需調整法律法規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健全村務公開、居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

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指出，社會正在發生一場變革，一系列社會問題跟隨產生，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社會治理方式轉變

《21世紀》：通過近些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看到社會治理創新逐漸被提上日程，您怎么看待？

王振耀：很多過去一般不會發生質疑的問題現在因為信息化的發展都在引起關注，比如養老，過去生活水平低人均壽命60多歲，現在80多歲的人都過2000萬了，60歲的過兩億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跟隨產生，我們傳統的管理方式只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溫飽，但現在是為了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這個時候很多事情政府不好辦，必須要有社會組織的參與，于是社會治理就發生了變化，很多職能現在都需要轉變了。我們現在的社會治理發展非常快，但準備不足，這是個挑戰。

《21世紀》：面對這樣的挑戰，關鍵是否在于政府的放開？

王振耀：我認為兩方面都需要做，政府要放開，但社會組織也要跟上，如果都等著政府來安排恐怕不行，現在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積極互動。

《21世紀》：社會組織在中國的發展到什么水平了？

王振耀：我們全國現在有50多萬個社會組織，基金會也有3000多個，總體上是正在發展，但因為過去都有主管單位，導致這些NGO的功能不太齊全，專業化程度不太高，還需要發展和健全的階段。

《21世紀》：在您印象中，哪些地區的社會組織發展經驗尤為突出？

王振耀：深圳、廣州等地走在全國前列，在放開之后，將專業化服務引入社會組織，實現了對接，比如自閉癥、殘疾兒童、防止自殺等相關的社會組織。北京宣布的動作比較大，注冊容易了，一些社會問題也開始通過社會組織來解決，比如這次馬航遇到危機，很多社會組織馬上開始做心靈撫慰等，但北京相比深圳還有一定差距。上海也有一些新的行動，特別是浦東有很多的孵化園，專業化程度相對比較高。

《21世紀》：現在的社會治理很多地區都通過政府孵化來幫助其成長的模式，您怎么評價？

王振耀：我覺得這是中國的挑戰，因為中國發展太快，社會精英大量集中在政府，不論哪類改革我們都把希望集中在政府身上，這是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傳統，因為我們對政府的完善比較有經驗，政府在這個時候主動一點，做一些孵化、倡導是應該的，民間組織做的這些事，大部分資金來源都應該由政府解決，包括香港、美國、歐洲的經驗都是這樣。

加速法律法規調整

《21世紀》：前兩年中國開始放開社會組織登記注冊，現在到什么程度了？

王振耀：注冊放開關鍵是法律這塊還沒有通過，法規定的是限制性的，操作中是放開的，這是非常奇怪的矛盾，其實是“違法”操作，但這在改革和大轉折時代是很正常的。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爭論，很多人拿現在的法律來評價恐怕是不行的，所以現在急需要的是調整有關法律法規。

《21世紀》：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還沒有放開，實際操作是否容易出現各種問題？

王振耀：對，因為法律沒有確定下來，現在操作中就出現很多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制宜的情況，有些地方放得開，有些地方放得不開，沒有統一標準，大致知道要放開，但沒有操作程序，所以法律調整不能再拖。

《21世紀》：法律這塊主要有哪些要調整？

王振耀：主要是核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和《基金會管理條例》三大條例要盡快修改，加一部《慈善法》要趕快制定，還有稅收方面的法律法規，比如說股票捐贈要收重稅，過去因為沒有所以不管，但現在產生了所以都需要調整。

《21世紀》：您覺得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進行調整的主要限制因素有哪些？

王振耀：主要是缺少經驗、缺少準備，一下子來得快，社會已經不能等了，大家就有些捉摸不定，到底怎么放開，放開到什么程度。跟過去相比，過去的管理主要重在“管”，現在政府馬上要轉型為服務，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階段，所以大家有些猶豫有些矛盾是很正常的。政府職能正在轉變，過去的是服務與經濟建設，現在是再服務與社會建設。

《21世紀》：下一個階段，您覺得政府放開、社會組織自身發展應該往哪些方向走？

王振耀：我覺得現在的關鍵，還是應該加速法規建設，簡單來說，沒有人愿意違法做好事，政府應該盡量走在前。大家原來認為做慈善是奉獻，但現在需要當成工作來做，需要專業化服務，那么原來定的行政成本現在肯定不夠，財政部、國稅總局原來訂的條例是慈善組織的收入不能超過當地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倍，這肯定吸引不了足夠的人才，全世界都沒有這樣限制慈善界、公益界的工資的，這肯定有問題，得盡快改。

《21世紀》：放開社會組織注冊以來，法律法規方面都沒有進展？

王振耀：其實去年有宣布要進行條例的修改，姿態很積極，但還沒有落實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