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專家：政府、企業和老百姓一塊存錢 很讓人惱火

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

鳳凰財經訊15日下午，中國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在“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峰會”閉幕演講中指出，當下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要邁進高收入國家，實現中國夢，關鍵是能否如期推進體制改革，建立與發達經濟體相適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否則中國夢就白做了，就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

馬曉河說，目前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至少面臨三大困境：首先，從需求結構看，調整需求結構讓消費成為重點比較難。按照設計美好的藍圖，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擴大內需，把消費作為戰略重點，增加消費，調整產業結構，讓高端產業服務業比重提高，推進城鎮化，建立橄欖型社會。但是，現在面臨的困境是，體制和政策安排與這一點是相反的，從建國以來到現在都是圍繞擴大生產，增加投資擴大生產，重點不是擴大消費，導致儲蓄投資永遠快于消費，消費率在不斷的下降，而投資率紅線在不斷的上升。

“目前我們的消費率有點回升，但仍在50%以下。2012年中國的消費率只有49.5%，家庭消費率只有36%，而投資率達到了47.8%，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在70%以上，家庭消費率在60%左右。我們比別人差了40%，為什么呢？因為在宏觀上，我們的國民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利用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從社會上挖的財富太多。企業和政府投資主體，老百姓是消費主體，企業和政府拿的錢越多，越有利于投資。”馬曉河說

“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政府和企業拿的錢不但搞了投資，錢用不完，還存起來，并且存款的增長幅度超過老百姓。對此，我感到很奇怪。現在中國成了一個什么社會？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政府、企業和老百姓一塊存錢，這是很惱火的。” 馬曉河進一步闡述道。

“我這里都有數據，政府和企業存錢多，告訴大家一個數，到今年1月底機關團體的儲蓄超過19萬億。” 不僅如此，馬曉河還表示，過去13年，中國的消費和儲蓄永遠是兩個道，消費增長遠遠滿于儲蓄。“消費坐的是‘牛車’，儲蓄‘坐高鐵’。 到2013年，儲蓄達到104萬億，翻了五倍，消費才達到23萬億。相比之下，儲蓄永遠跑得比消費快。”

以下為演講實錄：

馬曉河：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我是最后一個講的，我先帶領大家，咱們先做一個中國夢，這個夢比較大，我的題目是“中國夢，向發達的高收入國家邁進”，小題目是中等收入陷井與結構轉型，這個大會的主題是結構轉型。

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2013年中國GDP總量折合美元9.18萬億美元，人均GDP6750美元，按照世行2012年資料衡量，中國是典型的中上等收入國家。

下一步怎么走？是我們這一屆政府給我們設計了一個美好的藍圖，叫做中國夢。中國夢從經濟學上解釋，我認為就是中國下一步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中國能不能從中上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還要看能不能實現結構轉型，而實現結構轉型的關鍵是體制改革能否如期推進，這是我的主要觀點。

體制改革要構建與發達經濟體相適應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否則你的夢就白做了，否則就會面臨中等收入陷井。這是我本文的主題觀點。

世界銀行定義為什么說中等收入搞不好會面臨徘徊不前的局勢呢？他認為一個經濟體一旦跨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它無法在經濟成本方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技術創新方面與高收入國家競爭，高不高，低不低，人均國民收入難以跨上高收入國家門檻，前期的矛盾集中爆發，原有增長機制無法有效應對由此形成的系統風險。經濟增長長期徘徊不前。

根據此，我對世界現在所有發達國家的結構做了一個考察發現，現在凡是邁進高收入的這些國家，大部分的國家都具備了兩個七，兩個六。在結構方面體現消費率占70%以上，國民財富消費占70%以上，城市人口占70%以上，像英國和美國都是80%多，服務業比重占60%以上，中產階級達到60%以上，大家看這四個指標都是結構問題，結構轉型是一個重要的考核指標。中國要想達到上述的指標，必須實行以下五個方面的結構轉型。只有以下方面的結構實現轉型了，你才能夠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第一，要抓緊支持需求結構調整，實現中國由外需導向、生產型結構向內需導向消費型結構轉換，需求結構從生產向消費轉換。

第二，產業結構要實行從以工業為主向服務業為主轉變，以工業結構從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轉變。

第三，資源要素結構轉型，從粗放的高投入高耗能向科技進步集約化轉型，叫做生產的集約化。

第四，支持社會結構轉型，這是兩個轉型，第一人口結構向市民化社會轉型，城市人口多，人群結構由現在的低收入人口多向將來中等收入人群為主的甘藍型社會結構轉型。

第五，政治結構轉型，政治結構轉型主要是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變革，促進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創新，建立一個公平透明的政治權利結構，為向高收入國家創造制度條件。

從上屆政府到這一屆政府看了他們的文字，要歸納實際上就是五個結構。

第二個問題，我講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國際經驗，我研究了許多國家。我發現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先后帶領自己的人民，從窮國邁向了中等收入國家，但真正邁向高收入國家的沒有幾個。

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就是少數邁進高收入國家的成功案例，其他國家都沒有，像拉美、非洲一些國家，關鍵是這些國家的成功經驗在于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實現了成功轉型，比如說我研究了日本、韓國、巴西，日本和韓國之所以成功，他們第一是需求轉型成功，二是產業轉型成功，三是社會化里面的中產階級形成和、城市化推進都是成功的。巴西在20世紀70-9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偏差，但巴西在新世紀以來出現了一個好變化，我今天預測巴西絕對會優先比中國進入到高收入國家，它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條件，很快會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而中國不一定。

第三，當前中國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做中國夢，我們遇到的最大的問題是結構的挑戰。國際是什么挑戰呢？其一，中國遇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個變化帶來什么問題呢？帶來了中國必須要騰出相當大的政治經濟資源來應對這種變化軍事、經濟、政治，而過去三十年中國拿了很少的資源來應對這種變化，今后我們必須要騰出更多更大的資源來應對這種變化。比如說邊境問題，政治問題，貿易規則問題。

其二，當前中國遇到的世界供求結構也在重大調整，在這種調整下，發達國家對中國需求在減少，需求增長結構在降低，供給在替代，比中國還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向中國學習，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學習中國發展低成本的經濟，發展勞動力產業。第三，中國的產業成本在上升，人民幣匯率在提高，擠壓里中國出口產業的利潤空間。在這三個方面下，中國的出口遇到了空前的挑戰，過去的大幅度的中國出口導向型已經不行了，這是講國際的。

在此情況下，中國過去的經濟循環發展的路徑走不下去，過去的路徑是高儲蓄、高投資、高產能、高出口、高外匯儲備和高貨幣發行，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高儲蓄、高投資高產能低出口，產能過剩引起危機，再這么發展下去，中國會面臨一個生產危機，生產危機發展不好會遇到金融危機，因為當前中國的產能是巨量的，結構過剩和全面過剩同時并舉，這是我做的2012年的工業產量。

第四個是結構轉型中國面臨著至少有三種途徑，結構轉型就是說像高收入國家邁進，中國至少面臨三大方面的困境。按設計了美好的藍圖，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應該把消費作為戰略重點，增加消費，調整產業結構。讓高端產業服務業比重提高，推進城鎮化，建立橄欖型社會。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從需求結構看，調整需求結構讓消費作為重點比較難，政策安排是相反的，從建國以來到現在都是圍繞擴大生產，增加投資擴大生產，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儲蓄投資永遠快于消費，導致中國的消費率在不斷的下降，而投資率紅線在不斷的上升。

盡管說到目前這個階段，我們的消費率有點回升，但目前仍在50%以下，2012年中國的消費率只有49.5%，家庭消費率只有36%，而投資率達到了47.8%，發達國家的消費率在70%以上，家庭消費率在60%左右，我們比人差了40%，為什么呢？下面看，我們的宏觀上，國民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利用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從社會上挖的財富太多，企業和政府是什么？投資主體，老百姓是消費主體，企業和政府拿得錢越多，越有利于投資，而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企業和政府拿的錢不但搞了投資，錢還用不完，還存起來，存款的增長幅度超過老百姓，我感到很奇怪。現在中國成了一個什么社會？一個很奇怪的社會，政府、企業和老百姓一塊存錢，這是很惱火的。

我這里都有數據，政府和企業拿錢多，有利于老百姓投資，不利于老百姓消費。為什么？因為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是低的，下降是快的，中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高的，但現在中國出現一個問題，在財務分配向兩極分化，高收入群體拿得錢越來越多，大家看這個份額，過去12年變化是高收入人群占的收入比重越來越高，增長幅度越來越快，中低收入人群占的比重越來越低，增長幅度越來越慢，這樣帶來一個問題。什么問題呢？富人中高收入人群拿錢越多，不消費，把錢存起來，低收入人群沒錢消費，有消費的沖動，所以中國形成了一個問題，就是說在宏觀和微觀上，都有利于儲蓄，儲蓄等于什么，儲蓄在宏觀上等于是投資加出口，投資等于產能，產能等于出口加國內消費。所以，要想向高收入國家邁進，這種循環打不破，根本就是做夢。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消費，大家看這是我做的一個表，過去13年，中國的消費和儲蓄永遠是兩個道，消費增長遠遠滿于儲蓄，我給它講是消費坐的是牛車，儲蓄坐高鐵，儲蓄到2013年達到104萬，恨不得翻了五倍，而消費翻了多少倍，消費翻了4倍多，消費到2013年是23萬億，而儲蓄達到104萬億，有人說消費快，消費快是本身講的不慢，但消費和儲蓄相比，儲蓄是永遠跑得比消費快。為什么？大家都在存錢，誰存得多，中高收入人群存得多，企業和政府存得多，告訴大家一個數，到今年1月底機關團體的儲蓄超過19萬億。這是需求結構。

第二個是產業結構。中國當前的產業結構調整面臨難題和困境是與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GDP是中上等收入國家，但產業結構是一種中下等收入國家的產業結構，這種產業結構是一種典型的生產型社會結構，叫做供給長期超過需求，產業結構嚴重的偏向工業，這我就不多講了，你看現在2012年中國的產業結構，明顯跟中下等收入國家相符。當前農業現代化缺乏主體，造成農業現代化步伐遠滯后于工業現代化，有一個話叫做五鬼鬧農業，老鬼、小鬼、女鬼、懶鬼、丑鬼，有智力的有資本的年輕的都跑了，這樣的農業來支撐14億人口的國家是不行的。

中國的工業走到現在變成了世界制造大國，我們靠技術引進集成創新，原始創新是中國工業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三個體系，缺乏原始自主創新體系，缺乏國際生產技術體系，在國際范圍內配置資源，缺乏國際市場營銷網絡體系，世界范圍的沃爾瑪、家樂福等。我們只是在中低端生產。

我們的工業基本在五低三高，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下生產的，環境污染導致中國今年有130萬平方公里PM2.5超標。

中國的第三產業遇到的問題，既有總量不足又有結構矛盾，總量不足什么原因？在二元結構下農民難進城，進不了城沒有集聚效應，集聚效應小就沒有對服務產業形成總量需求。中國工業是兩頭在外，對國內的生產型服務業拉動需求不足。會計、律師、產業鏈的無效性曲線兩個高端都在國外，導致中國的服務業也發展不上去，所以我們的產業結構也是生產型社會的，要想變成消費型社會產業結構還很遙遠。

第一個是社會結構演變。

這一點很重要，我認為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要向高收入結構邁進很大程度是社會結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的體制改革中，經濟體制改革相對較快，而社會文化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導致一個問題，社會結構其他體制改革滯后導致目前中產階級成長緩慢。城鎮化滯后，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不科學，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配置不合理。我們當前中產階級只占21%，要想達到60%的中產階級路是很遙遠的。比如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階層不流動，階層分化，階層不流動，官二代永遠是官二代，富二代永遠是富二代，窮二代永遠是窮二代，階層之間缺乏流動，農民工幾代人變不成城市人。這是某個省為農民變成城市人口的積分，按照這個積分有的市算過一百年農業轉移人口也變不成手民，這樣你想邁進高收入國家的門檻，橄欖型社會建設不起來，城市人口擴不大。所以，這是一個調查。影響中低收入人群草根群體成功途徑的最大障礙，在發達國家，影響這些草根群體成功的途徑最大障礙首位是自身，中國是什么？中國前面的幾位，前五位都是外部環境，我們是拼爹的社會，靠自己沒門，所以，中國出現問題，只有靠拼爹才能成功。

第二個結構是城鄉二元體制嚴重滯后，導致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中國扣掉打工不能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中國的有效城市化率不到40%，達不到中上等收入國家平均60%的水平，離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更遙遠。這是世界不同國家的城市化標準和GDP，我們明顯處于中下等水平。

所以，當前我們遇到一個社會結構里最大的問題是各級政府在園區開發和公共服務等方面，肆意擴張公權，低效配置資源，侵犯居民的生存發展權，國企利用壟斷地位無節制的擴張市場，擠壓民企空間，社會精英上升通道既不公又不暢，一些人通過拼爹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而窮二代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仍然是蝸居一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公共權利和公共資源配置結構，既能化解現有矛盾又能適應未來的社會，我的問題是向高收入國家邁進是謹慎樂觀。

最后我點個題目，怎么辦？最緊要的是向高收入國家邁進要創造制度條件，加快改革，圍繞幾個方面。

一是趕快培育中產階級。二是加快推進城鎮化，調整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關系，要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城鎮化，城鎮化的資源太少。三是提高落后地區和農村地區的人口的消費能力，這三條非常重要我們現在目前口號喊得很好，目標定得很高大，但落實不夠。

二是生產要素要自由流動，一定要在城鄉區域間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現在是單向流動。

三是要利用外匯資源加大對高技術和產品進口力度，為產業調整升級服務。

四是加快對傳統產業改造，要促進農業制造業走高端化、細分化、低碳化、信息化之路，改變產業在“微笑型曲線”中的位置，向高中端發展。

五是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支持中國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

六是加快推進體制改革，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是我當時寫的一篇文章，《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當時有一百多萬個帖子跟著。中國正處在結構大變遷時代，正面臨著“三多”的結構演變，未來城鎮人口要占多數，中產階級占多數，消費占多數，結構轉型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為“三多”服務，現在從這三多來衡量，我們的體制改革的步伐還差得很遠現在的體制是應對危機做大總量有優勢，完全適應生產型社會，但調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建立消費型社會還有很多弊端要改革。所以要重視社會體制改革，由公眾來監督，調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財權關系，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國企與民企的關系，城鄉關系，公權和民權關系，用改革推動調整和結構轉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