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人自述：就是為獲利 眼睛一瞄就知真假

編者按

2014年3月15日，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簡稱新消法)開始施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食品藥品糾紛案件審理的司法解釋也于同一天生效。

最高院司法解釋正式確認了“知假買假”的職業打假人的消費者地位。而新消法則提高了懲罰性賠償的金額，從“退一賠一”到“退一賠三”，并且設定了最低500元的賠償額度。這無疑使得職業打假人的獲利空間進一步增大。

輿論普遍預測，消費領域新政將刺激誕生更多的職業打假人。誰會加入其中？他們的生存狀態如何？我們該如何看待職業打假人群體？本報從今天起，刊發“職業打假人生存狀態調查”系列報道。

王海東，有“上海維權打假第一人”之稱，多起食品安全訴訟中都有他的影子。只是與出道之初相比，他的身份有了微妙的變化，更多的時候他不再是原告，而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現。

坦陳就是為了獲利

王海東與號稱“中國打假第一人”的王海，有著很多相似之處：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同為1973年生人。他告訴《法制日報》記者，1997年開始以此為職業，正是受王海啟發。在他自己開辦的“王海東熱線”網站上，他與王海的合影被置于顯著位置。“我與他稱兄道弟”，王海東說。

與王海不同的是，王海東只在上海打假，很少到外地。他解釋說，“上海的法治環境比外頭好”。

給記者深刻印象的還有王海東的手機號碼，最后三位數字是“315”。

和大多數職業打假人不愿面對記者所不同的是，王海東應對媒體經驗十足，談笑自如，甚至并不諱言自己最初走上這條路，就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

1997年，關于王海打假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彼時，王海東剛剛二十出頭，并未有一份令他自己滿意的職業。他在飯店做服務員，也在賓館當過保安，每月不過五六百元的收入。

王海東從新聞中學習了王海的“招數”和“套路”。“我們上海人沒有做大生意的氣魄，當時覺得這種做法蠻簡單的，賠償費用又高，在上海當時也沒人做這一行，沒什么競爭，我就想著試試看”。

最初只是“依葫蘆畫瓢”的嘗試，便讓王海東嘗到了甜頭。標著“索尼”、“愛華”等日本品牌的所謂進口耳機，是王海東的第一個目標對象。“我把上海90%的商場都掃了一遍，專門購買這些耳機。”盡管維權過程漫長，尤其其中的鑒定程序很麻煩，但最終他凈賺一倍多的收益。

王海東覺得，打假實際上就是個“熟能生巧”的活，做得多了自然就容易。“只要按照法律規定操作，很簡單。”現在，他對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食品安全法、保健食品管理辦法等已經做到了爛熟于心。

眼睛一瞄就知真假

王海東現在打假的主陣地是保健食品、藥品等，而且主要在“虛假宣傳”上，因為“上海假貨不多，但是夸大其詞的宣傳很多”。他很驕傲地告訴記者：“我眼睛一瞄(保健食品、藥品)，就基本上知道這里面有沒有違法和夸大因素，比一般消費者的鑒別能力肯定要好一點。”

他在2006年還被上海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評為食品藥品安全社會監督信息員，王海東覺得這是對自己專業水準的認可。

王海東也成功實現了自己的事業轉型。多年的打假，讓他和很多企業“不打不相識”，如今他已經是多家企業的顧問，既為他們的產品宣傳等提建議，以避免可能引起的糾紛；也為解決已經發生的糾紛助力協調。

不贊成大批量購假

王海東身上有著上海人天生的鮮明性格特征：精明卻不逾矩。盡管被稱為“職業打假人”，但是王海東如今已不贊同大批量購買假貨的做法。一是有違誠信原則，“即使是打假人，也不要無限購買。”二是風險大，“買得太多顯然不是生活所需”，法院也有過不支持的判例。

他自己已經不再大宗購買假貨，“給人印象不好，畢竟現在是公益人物，我以提意見為主，也希望企業規范和整改”。

有分析指出，隨著新消法的實施，“知假售假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條款，可能給這一特殊職業帶來更大的“獲利空間”。對此，王海東表示，懲罰性賠償額依舊偏少，所謂的“退一賠三”以及“500元的下限”，和食品安全領域里的假一賠十無法相比，“有點不痛不癢的感覺，震懾違法者作用有限”，“要是罰得他們不敢作假，那我們也不用再打假了”。

抱怨行政執法不嚴

王海東向記者抱怨：行政執法部門的執法力度不夠甚至有些處理不公，讓企業的違法成本很低。他以自己曾接觸過的一個保健食品廣告虛假宣傳的案子為例，“企業投入廣告的費用最低也要幾千萬元，但是行政機關針對這一虛假宣傳最后開出的罰單才320元。這不就是‘過過場’?”王海東批評打假一線的行政部門有點“懶政”嫌疑，對于相關法律法規的了解“還不如我多”。

王海東介紹，現在的檢測部門多不對個人開放，也是消費者維權的一大阻礙。“打假都要講究證據，大都需要相關質量檢測部門的鑒定結論。按理說，我交檢測費這些檢測部門就應該接受我的檢測請求，但是這一點在現實中就會卡掉許多消費者。”王海東說。

“我們是相信司法公正的。”這些年來，王海東感覺對他們支持最大的還是法院。記者張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