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金融監管要于法有據

法治周末特約評論員宋清輝

兩會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表示，絕對不會取締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但對“余額寶們”的監管政策將更加完善。然而，對互聯網金融產品的爭論卻在繼續發酵。日前，央行已向多家第三方支付機構下發了《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草案，其中有條款對第三方支付的轉賬、消費金額等進行限制，均劍指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虛擬賬戶，受此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互聯網金融的代表支付寶。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也在近日公開指責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事實上是在打金融監管的擦邊球，未受到嚴格金融監管，對銀行來講是不公平的。

顯而易見，余額寶們的發展前景實際上取決于央行的態度，法制監管的距離等同于互聯網金融產品與我們的距離。目前，第三方支付已積累了數千萬的中小用戶，央行出臺政策限制第三方支付，對于余額寶們等互聯網金融產品監管，應首先從公眾切身利益角度出發，不能因為動了某一方利益的奶酪，而成為利益相關群體博弈的工具。

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產品自推出以來，立存立取，利率水平高峰期能達到銀行一年期定存兩倍有余的水平，深受普通百姓喜歡。余額寶目前的規模已達4000億元，榮登全球第七大互聯網金融產品，足以說明他們給普通消費者確實帶來了實惠。

余額寶們作為互聯網和金融的聯姻產物，興起原因也很簡單，其根源在于利率沒有進行市場化改革。目前，國內銀行的最高利率受央行政策限制，超過了就是違規違法行為。余額寶們借助互聯網這一渠道，打通了曾屬于銀行的勢力范圍，因而能夠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目前，國內銀行的最高利率受央行政策限制，超過了就是違規違法行為。

隨著中共中央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任何金融創新本質上均應立足三個方面。

一是老百姓富裕起來，就需要更多可自由選擇的金融理財渠道。是否能給普通老百姓帶來利益，是否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任何形式的金融創新首先要考量的。

隨著國家金改的深入，發展普惠金融是大勢所趨，同時就需要大膽地向傳統的金融模式發起挑戰。在國家全面深化體制改革，大力引導金改創新的背景下，歷史的車輪不可阻擋，可以預見的是，互聯網金融超越地域和時空限制的屬性，必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和創新高潮。

二是任何形式的創新都應該以尊重市場規律為前提。在互聯網金融大背景下，線上線下早已合二為一。只有用開放包容的互聯網思維來理解融合后的互聯網金融，才是尊重市場的表現。改革非市場化的金融體系是中國金融市場創新的良性發展方向。

三是任何形式的金融改革(創新)都應于法有據。對于市場主體來講，只要是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放心大膽地去做。2014年2月28日下午，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時，曾發表過關于“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不允許法治軌道之外改革試點”的重要講話。

中共中央明確要求，凡是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據，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進行。即便是先行先試，摸著石頭過河，也要首先尊重法律這一基本準繩。應當按照法律程序進行，確保一切改革或創新舉措都在法治軌道上進行。如2013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授權國務院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決定，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上海自貿區多項舉措才得以放行，成為“先立后破”的先鋒。

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產品是一種全新的業態，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健全監管政策，充分發揮市場的自主調控作用，為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監管層需要做的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積極互動地擁抱互聯網金融，而不是在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急于出臺限制條款，變相地給互聯網金融產品戴上無形“枷鎖”。

法制化監管的差距，就是我們與成熟國家互聯網金融水平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