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站在好的位置不干活 是一種變相的腐敗

鳳凰財經訊 “中國高層發展論壇2014年會”3月22日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在上午舉行的“改革優先序與短期增長風”分論壇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談到反腐敗和改革的關系時表示，官員廉政雖然很重要，但是要干活，不干活，保持清廉這不算本事。

他進而表示，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這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腐敗。畢竟改革需要人來推動。

鄭永念還表示，現在有個別省份為了反腐敗，搞清廉，搞負面清單，規定領導干部不要做什么。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負面清單太長了。個別省份規定，主要省的領導干部，省委書記、省長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財政，不要管重大的項目。所以他挺擔心的，覺得思路要變一下。

以下是鄭永年的演講實錄：

鄭永年：感謝主辦方的邀請，今天我就改革的風險來談幾點我自己的看法。我們剛才幾位嘉賓都是從一個經濟的角度來談問題，正如周教授指出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更涉及到其他層面的問題，以及法律層面的問題。我想今天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談一點我的看法。

我是覺得中國改革最大的風險還是不改革，還是沒有重大的改革。因為現在我們所產生很多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影子銀行也好，地方債務也好，房地產泡沫也好，我是覺得我們所能舉的這些風險，都是因為不改革的產物。這些風險都是需要通過改革來進行克服的，現在三中全會以后，剛才吳教授所說的幾百條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中央層面大家都在呼吁改革，叫改革，如果缺了地方，缺了企業，缺了社會，大家對這個改革還是無動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去看，關心中國改革執行的問題。原來改革的頂層設計下面就是執行。為什么擔心中國下一步風險還是來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論問題，是基于我自己的實際觀察。這里面有幾個矛盾：

第一，權力集中與改革之間的矛盾。現在的改革需要權力集中，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權力不集中，很難克服它的既得利益。但是權力集中對改革也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我們以前的80年代、90年代改革，都是通過分權進行，現在一集權，權力集中，改革就產生矛盾了。很多地方我去看領導人就說了，權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吧，我等著，從分權的改革，轉向集權的改革，這里面至少需要很多領導人來做一些調整。正向李克強總理說的，對大部分的官員，它還是需要這個列權（音），還是需要大家調整。

第二，反腐敗與改革之間的矛盾。反腐敗特別需要，因為中國腐敗很嚴重，腐敗嚴重以后，就會影響政府的合法性。影響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對政府不信任，最好的改革也沒用，我是覺得現在政府想推出很多改革方案都很好，但是缺少社會的信任，大家覺得很麻煩。現在這個反腐敗我看了一下，因為改革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做事情。反腐敗我發現各個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級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擔心。一改革，改革涉及到周邊很多人的利益，你要去改革，很多人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覺得有個別省份為了反腐敗，搞清廉，個別省份開始做了，搞負面清單，領導干部不要做什么。

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負面清單太長了，個別省份規定，主要省的領導干部，省委書記、省長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財政，不要管重大的項目。我是覺得廉政當然很重要，但是你要干活，你不干活，保持清廉這不算你的本事。站在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這是另外一種變相的腐敗。改革需要人來推動，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思路我們要變一下，我是蠻擔心的。

第三，我們的改革主體還不是很明確，因為中央政府是頂層設計的主體。中央政府它自己也是改革主體，中央層面很多的地方假如說財政、稅收、貨幣政策，這些方面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主體還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還是社會。我們現在在講，我們要改革要宣傳，要宣講，中國改革的歷史上，通過宣講的改革我覺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度，農村地方的選舉，地方的民主，90年代民營化的改革，根本不需要宣講，中央沒動起來，地方已經動起來了，這樣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我們強調改革頂層設計，一定要把地方、企業和社會改革的主體，他們的動力結合起來。

最后一點，我有很多經濟上的想法，剛才幾位講了很多。最后一點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矛盾，改革跟社會幾代之間的矛盾，三中全會出現以后幾百條要改革，大家有沒有發現，中國社會的耐心已經越來越沒耐心，尤其是結構性的改革，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中國社會，現在很難有耐心。以前的分權改革，你也不知道誰負責任，現在集權改革，大家知道誰要負責的。我覺得兩三年中國改革不出成果，中國的社會會壓力很大，現在的改革國際環境并不好，社會各個地方無論從烏克蘭，各個方面都在激進化，改革還是要找到突破口，任何一個人不可能幾百點一起推進。如果這些突破口，當然要考慮經濟的增長，更需要老百姓的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處的改革，我想越激進，越改革，這個社會越不穩定，我是覺得社會改革還是比經濟改革更重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