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性圍觀“四大行VS支付寶”

繼四大行中的工行、農行、中行相繼調低對支付寶快捷支付額度以來，支付寶交易量最大的建行也對支付寶“發難”，把快捷支付額度調低到了單筆最高5000元，每月不超過5萬元。似乎是四大行開始“圍剿”支付寶了。這場風波中，絕大多數人是支付寶站臺，力挺支付寶的；同時也有少部分聲音表示，此項做法是合理的。為了各位能更加理性的看待“圍剿”事件，筆者找到一些資料，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

四大行針對的是“支付寶”？

非也，快捷支付并非矛盾之所在。先來看看快捷支付的由來。

在2010年底之前，支付寶的資金渠道是網銀，充值消費轉賬還款，都是網銀，但是成功率只有60%-65%，這對于高速發展的電子商務的發展是不利的，對銀行也是不利的。之后支付寶研發了快捷支付，打通了一條直連銀行只攻支付，不涉及網銀多重業務的專線。因此眾多的小銀行即使沒有網銀，也可開通快捷支付。

快捷支付上線后，支付成功率達到95%，而且，資損率1/10萬，比網銀的1/1萬還要好（網銀支付需要發生一次頁面跳轉，容易被病毒攻擊），應該說，是一款很成功的產品。

銀行也喜歡快捷支付，因為快捷支付對銀行是沒什么損傷的，支付寶從商戶端收取費率，然后和銀行分錢。銀行穩賺還減少了柜臺壓力。因此，四大行此次針對的絕對不是快捷支付本身，他們看不慣的是讓他們資金成本抬高了的余額寶。

余額寶損害了四大行的利益了么？

說沒損害有道理，說損害也有道理。

說沒損害的理由是，余額寶的基金經理王登峰曾經接受采訪時表示“余額寶的投資標的主要是同業存款%（不是協議存款），占比高達90%” 不是協議存款），因此，資金仍然在銀行體系內流動。

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認為“余額寶的高息是銀行自己給的，商業銀行當初不惜血本的高息攬存，怪不得余額寶們。需要規范的是銀行間同業市場的扭曲，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

說有損害的理由，引用知乎匿名作者《央行緊急叫停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服務是真的嗎？是因為報道中所述的安全性原因而叫停的嗎？》中的部分回復可以表達為：

“5000億資金其實從來沒有流出銀行體系，但是這5000億資金的性質由一般存款變成了同業存款；因此，按照目前商業銀行監管要求不能計入貸存比計算；所以，根據商業銀行法的要求，銀行喪失了20000億的信貸貨幣創造；所以這就是為什么Shibor利率一降再降，而去銀行申請房貸卻利率上浮的原因。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很充裕，但無法變成信貸進行再投放潤滑經濟。”

所以，這條回復認為“既然商業銀行的主要收益來源于利差，那貸款的投放就非常關鍵，定價趨同的市場情況下，誰放的多誰就賺的多。余額寶們吸走了5000億貨幣，商業銀行損失了2萬億的貨幣創造，損失不可謂不大。”

怎么看四大行的措施

據了解，目前接入支付寶170多家銀行中，工、農、中、建四大行的網上支付用戶總量占到全部用戶的66％。四大行下調快捷支付限額之后，工行收緊快捷支付接口，被視為拉鋸戰升級的風向標。

一些第三方支付業內人士機構表示，“說實話，我們也不知道銀行下一步會做什么。怕的就是其他銀行也跟進。下調支付限額就是一家家銀行跟進的。”

對于“四大行已涉嫌壟斷”的說法，業內人士表示：“四大行確實有意識的調整了對支付寶們的政策，有維護自身利益的方面，但另外，更重要的是，是在執行監管部門對支付清算市場的整頓措施。”

值得強調的一點是，銀行從來就沒有禁止過銀行賬戶向支付寶們的轉賬功能，只是根據金額的大小，將其區分為“快捷支付”和“網銀支付”，后者受到更嚴格的身份認證而已。

央行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央行限額的規定引來外界不解，為什么要做這樣的行政規定呢？

央行將互聯網金融定位是“與傳統的線下金融互補”。據財新采訪的央行內部人士表示，“央行原本對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定位，就是服務于電商，補充銀行主要支付渠道，發揮小額支付的便捷作用；如果什么都想做，請去申請銀行牌照。”前述人士透露，“但支付寶不滿足于小額支付，想要做大額業務，但又不愿遵守支付業務的規則。”

央行對以支付寶為首的第三方支付機構監管收緊的最大理由，就是由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始從虛擬賬戶衍生出創造貨幣、擴張信用的功能，這踩到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紅線。阿里此前的的“虛擬信用卡”就是因為踩了這條紅線而被叫停的。

有觀點認為，阿里大可不必叫屈。

銀行業存款實名制是從2000年開始的，銀行業存款實名制成為銀行業所執行的硬性規定。但相比于銀行業，支付寶的開戶流程就要簡便的多，相應的其管理要求就松的多。

另外，支付寶們從業務架構上來說，是客戶付一筆錢到他們的備付金賬戶，然后再從備付金賬戶轉出到客戶指定賬戶，這個轉賬過程可以是虛擬的（支付寶轉支付寶），也可以是真實的（支付寶轉銀行賬戶）。

這就產生了資金轉入轉出的信息缺失，監管部門如何將這筆資金的轉入轉出納入反洗錢的監控范圍呢？支付寶們或許可以提供后臺數據，但這些后臺數據的有效性如何驗證，相關的法律問題如何解決，第三方支付機構和監管機構都不能交出一份滿意的答案。例如此前便有支付寶套現信用卡、大額轉賬所引發的等等監管問題。

因此，“限額”成了能夠既“不放松現有監管要求的前提”，同時“給大家帶來更多便利性”的中間選項。“圍剿”兩字，實在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結語

這場爭議中，監管機構和四大行在被冠以“守舊勢力”，而已支付寶、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被冠以“革新派”，其實并不都是是完全準確的。

一位銀監會人士指出，支付寶和余額寶都已經“大而不倒，具有一定的系統重要性”，監管機構關鍵時刻實施必要監管是完全有能夠理解的，因為如若風險發生，受傷害的不單單只是銀行和支付寶，更是市場上的所有人；而互聯網金融在當前幾乎監管真空情況下，獲得了野蠻生長的空間，互聯網金融想做到“大而全”同時想不受條件約束是不現實的，因為金融行業中，“安全”二字的重要性遠遠高于“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