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支付寶言和前奏：一方期待更多合作 一方感謝支持

工行支付寶言和前奏？

一方期待更多合作，一方感謝支持“余額寶不為顛覆誰”

退一步海闊天空。

在農行副行長李振江3月25日表態“對與第三方支付機構合作持開放態度”后，3月27日，工行多位高層也先后表示“跟第三方支付是業務的雙贏和合作關系，現在是合作關系，今后也是合作關系”、“與支付寶的合作意愿沒有變化”，28日，阿里巴巴小微金融服務集團（籌）CEO彭蕾接受新浪科技專訪，稱“支付寶感謝包括工行在內的所有銀行十年來的支持，并期待與各大行延續良好合作，共同來支持和發展蓬勃的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經濟，實現大家的共贏”。

“看得出雙方都有言和的意思，因為如果再爭斗下去將沒有贏家。”一互聯網金融業內人士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

言和的節奏？

3月本為草長鶯飛時節，但互聯網金融卻遭遇到一股強大的監管“倒春寒”：央行先后出臺相關文件，叫停二維碼支付和虛擬信用卡，又對第三方支付做出限額規定，繼工行、建行、農行、中行四大行紛紛調低快捷支付限額后，給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

在第三方支付機構中，由于支付寶一家便占了市場份額的五成左右，而其率先推出的余額寶在半年內便超過4000億規模，從而被指引發存款搬家效應，因此監管層和四大行的合圍之策普遍被解讀為“封殺余額寶”。

對此，央行于3月19日由副行長劉士余出面組織相關媒體進行小型座談“危機公關”。央行強調，監管的加碼并不代表政策“變臉”，而是“鼓勵創新就要包容失誤，但要把失誤可能引發的風險控制在可預期可承受的范圍內”，并表示在頒布支付管理辦法之前仍將征求各界意見，“如果消費者認為賬戶功能和具體額度不合理，還要作相應修正”，“重心不在于具體額度，而在于業務及流程的風險控制”。

在央行之后，3月25日，農行副行長李振江在出席2013年業績發布會時稱，金融既有競爭的關系，也有合作的關系，農行對于任何第三方的合作都持歡迎和開放的態度。

無獨有偶，工行也于同日回應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工行與支付寶的合作意愿沒有變化，強調支付寶在工行快捷支付接口數量的減少，在技術上并不會對交易構成任何影響。

3月27日，在工行2013年度業績發布會上，工行副行長張紅力重申，工行與支付寶的合作意愿沒有變化，工行沒有關閉支付寶快捷支付的業務接口，現在做的是把以前分散在多個分行的快捷支付接口歸成一個，實現一點接入、全國開放，“我們相信支付寶方面，會把客戶的體驗放在第一位，我們期待著與他們更好的合作。”

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銀行方面態度的松動，也有業內人士認為，這是銀行在向支付寶隔空喊話，而支付寶隨即作出了回應。28日，彭蕾接受新浪科技專訪，對十年來所有銀行對支付寶的支持表示感謝，并表示很期待與各大行延續這樣良好的合作，共同來支持和發展蓬勃的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經濟，實現大家的共贏。

“盡管余額寶受到的喜愛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它也成為普惠的互聯網金融的一個代表性產品，但回歸到做余額寶的初心上來，它從來不是為了顛覆誰，或者打敗誰。”彭蕾稱。

在中國軟實力研究中心董事長李天田看來，支付寶最重要的是能夠坐下來，跟工行就一些歷史的問題，進行一一的審視，哪些對于用戶更有幫助？更有好處？怎樣和銀行之間形成更好的配合，以及利益的分配？兩者之間，應該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相互發展。

史玉柱吐槽四大行

四大行限額快捷支付后，引來網友一片吐槽，有客戶稱工行卡不能新綁定快捷支付，也有網友稱，從此斷絕與四大行的往來，把存款搬至其他股份制銀行。

作為民生銀行的股東，巨人集團創始人史玉柱似乎看到了機會。3月23日，他在阿里巴巴推出的移動社交平臺“來往”上為民生銀行拉起了客戶：“切，多大的事啊？那就請男女屌絲們存款搬家，把在四大（行）的存款搬家至民生銀行唄，民生銀行是民營的。”這還不算，他還不忘與阿里攀“親戚”：“民生和阿里基因相近，是親戚。”最后還不忘賣下萌：“不許說大嘴巴做廣告啊，否則咬你！”

網友們的吐槽并不能改變四大行調低快捷支付限額的決心，在四大行看來，調整快捷支付更多是從客戶的資金安全角度出發。

李振江透露，對快捷支付限額的調整，社會上有些誤解，農行下調快捷支付的額度，首先是出于保護客戶資金安全的角度考慮的。

他解釋稱，網絡出現之后帶來了一些資金和信息安全的問題。農行一直按照監管要求，根據各類支付手段的安全認證水平，進行差異化管理，對不同的認證方式，設立了不同的限額，以滿足不同應用場景、不同風險客戶偏好的支付需求。如網上支付和ATM、網銀、電話支付都有不同的限額的要求，原因在于一是根據不同的安全認證實施不同的限額，二是也是落實反洗錢的一個要求。

“我們發現了自第三方支付機構開展快捷支付以來，發生了很多客戶資金被盜的事件，也接收到了大量客戶的投訴，有些涉及金額巨大，為切實保護客戶的合法權益，我行積極與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了協商，對風險事件進行了逐一解決，也是為了控制客戶資金被盜風險。”李振江稱。

工行對限額調整的解釋同樣出于安全考慮。張紅力表示，目前，支付機構與工行很多分行分別合作開通業務接口的模式，在業務管理水平、風控能力上受制于分行水平，系統建設和維護水平參差不齊，此次工行總行把接口歸并為一個接口，專門組織一個團隊進行維護，集中資源，更有利于控制風險。

“銀行快捷支付，銀行網關支付和賬戶余額支付，是風險控制機制完全不同的三類網絡支付方式，銀行為了保障客戶信息和賬戶信息的安全，為最大程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中行副行長祝樹民回應采訪時同樣持“維護客戶賬戶安全”的觀點，并認為“不斷追求交易風險控制，與客戶便捷體驗之間的平衡，我們認為商業銀行在以保證客戶權益為中心的問題上，做出適當動態調整是正常的”。

3月26日，建行電子銀行部副總經理于瀟也稱，調整快捷支付的交易限額，主要是基于對客戶資金和信息安全負責任的態度。他否認下調限額是一種行政干預手段，認為是一種市場行為，“建行客戶在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機構，每筆支付金額平均295元，單筆支付超過5000元的交易筆數僅占總交易筆數的0.65%。從這個數據上看，快捷支付整個限額的調整，對絕大多數客戶的支付體驗不會有什么影響。”

雖然銀行咬定客戶不受影響，但也有銀行從業人士私下對記者表示：“銀行如果再不注重客戶體驗，客戶遲早要跑。”

不過，銀行調低快捷支付限額是出于安全考慮，但銀行也有自己的網上銀行，網銀支付真就比第三方支付更安全？有媒體引用支付寶內部分享數據時表示，支付寶至今保持盜損率低于十萬分之一，2013年度第一、第二季度，發生盜損的交易總筆數為700余筆，總金額為78萬元人民幣。而某國有大行在過去一年由于用戶手機銀行被盜所導致的賠付損失就在7000萬-8000萬左右。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從經營業務上來講，銀行認為第三方支付機構動了自己的奶酪，很多客戶不再選擇銀行端支付，容易導致銀行賬戶被邊緣化，這或許是調低快捷支付限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