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德勇：脫離實際的最低工資制

編者按：鳳凰財知道4月2日發表《最低工資最愚人》，胡釋之先生在訪談中旗幟鮮明、極富沖擊力地反對政府設定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認為政府強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市場經濟和自主交易的粗暴干涉，對普通勞動者有害無益，會讓低技能勞動力失去市場競爭力而被迫失業。此觀點一出，當即在社會各界引發很大反響和爭議。

4月3日，中央黨校法學教授、博導傅思明先生特發來文章《反對最低工資標準不是無知而是無恥》予以回應。他認為，“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越來越低，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強勢資本的無情壓榨。”此文再次把最低工資標準大討論引向深入。

針對傅思明教授的文章，網友張德勇先生今日發來一篇文章參與討論。他以一個小城市居民的觀察視角，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書本外的思考，他認為，“傅教授想當然地把資本家及其資本放在了一個強勢的位置，把底層工人放在了一個弱勢位置，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我們認為，真理不辨不明，在觀點的短兵相接中，人們才能辨析其對錯。拋開頭腦中固有的偏見，甚至擯棄權威，獨立思考，你才會知道正確的答案。為此，我們將張德勇先生的文章予以發表，希望讀者們對照閱讀，明辨是非。同時也歡迎讀者朋友繼續貢獻你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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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例

以身邊觀察的幾個小的事例來談談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看法。先談事例，再來分析最低工資制度本身，爭取能夠以小見大，不拘泥于學理分析。 

胡釋之先生和傅思明教授的反駁文章都看過了，各有其理，但針鋒相對不容易形成共識。我身處偏居一隅的小城市，論資排輩估計要算中國五線城市了，以身邊觀察的幾個小的事例來談談對最低工資制度的看法。先談事例，再來分析最低工資制度本身，爭取能夠以小見大，不拘泥于學理分析。

事例一：地點，菜市場。有一個賣豆腐的中年婦女，就只賣豆腐，聊天中得知大概每天能賣掉1000斤左右的豆腐，雇著幾個人在做豆腐，豆腐價格為2元/斤，粗略估算每天收入在2000元左右，一年365天，她基本上都是天天賣豆腐。若以300天簡單計算，每年入賬在60萬元，除去成本，凈賺20萬左右，這個估算得到她本人證實。

事例二：地點，超市旁邊。有一家幾平米的小吃鋪，只賣一種加盟的“手抓餅”，店鋪雖小但位置不錯，加上客流量大，忙的時候也會需要排隊等候一會才能吃上，手抓餅3.5元/個。就在手抓餅店的路對面，有一個“煎餅果子”的攤子，攤子也不大，只賣煎餅果子，2.5元一個。兩邊的客流量都差不多，保守估算大概每天最少能賣400個手抓餅，200個煎餅果子。不到4平米的手抓餅店有三個人和一個機器，煎餅果子攤只有一個人和一個推車。賣出個數和收入未經證實，但對他們來講，這個工作一定是現階段現有條件下能夠接受的，否則他們會選擇退出。

事例三：地點，出租車上。出租車司機，租用別人的多，自己開車的少。遇到過一個自己開車的司機師傅，名下有3輛出租車，自己開一輛，另外兩輛用來出租，這三輛出租車的牌照的資產價格加起來合計近200萬，這個算是他的資本，每年的年收入近20萬。一般包別人車開車的司機師傅，一般收入平均在4000-5000左右。（2013年的數據，詢問得知）

選擇這三個事例，來看最低工資制度的問題所在。

工作不是企業選職工而職工沒得選的單向選擇

我所在的城市工人普遍工資在2000-3000元/月。若企業真的敢今天對你說，這個月1000，下個月500，我想拋出六字真言的不是企業，而是職工——“我不來，自己滾”。因為企業面臨的競爭，不只是其他企業的人才需求競爭，還有職工可以自謀職業的競爭。

傅思明教授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適當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市場的合理干預”中，做了這樣一個場景假設，“在勞動力過剩的社會大背景之下，對于大多數崗位來說，勞動者是可替代性。也就是說這個崗位，給你干也可以，給他干也可以。因此，企業可以今天對你說，1000元一個月，下個月就可以降低為500元一個月。你不滿么？六字真言——‘愛來來，不來滾’，有的是人來應聘。好吧，只能換一家企業了。但是， 另一家企業也不是傻瓜啊，對于資本來說，工資就是成本，成本肯定越低越好了，沒有企業會主動給自己增加成本。250元一個月，你不高興——那還是給你六字真言好了。”

在這一段背后，作者給出了自己預想的反駁，但是，這個反駁并是問題的關鍵和根本。在市場競爭之下，工作就業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并不是一個企業選職工，職工沒得選的單向選擇。回到開始所舉的例子，我所在的城市工人普遍工資在2000-3000元/月。若企業真的敢今天對你說，這個月1000，下個月500，我想拋出六字真言的不是企業，而是職工——“我不來，自己滾”。因為企業面臨的競爭，不只是其他企業的人才需求競爭，還有職工可以自謀職業的競爭，比如本文開頭所舉之例，可以菜市場賣菜，可以開個小吃店，還可以開出租車，雖然這看上去好像是失業，但收入完全可能比在企業里工作，按月發工資要多，當然，自然也可能會更辛苦。另外，這牽出的關于失業的定義問題后面再講。 

?為什么不規定豆腐的最低價格

賣豆腐、賣小吃、開出租車等的也是勞動者，只不過面對的資本不是資本家形象的企業雇主，而是由每天的消費者組成的資本，這個資本同樣強勢，隨時隨地任何人都可以決定買還是不買。

傅思明教授在文章第二部分寫道，“面對資本的強勢，勞動者永遠是弱勢一方，在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所謂‘雙贏的自愿交易’是絕對不可能的——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

首先，只要協議是自愿達成，不存在強迫行為，那么一定是雙方共贏的，否則協議從一開始就不會達成和履行。那么姑且傅思明教授的假設是對的，勞動者永遠是弱勢一方，撥開現象看本質，我們如何來看待賣豆腐、賣小吃、開出租車等現象呢。他們也是勞動者，只不過面對的資本不是資本家形象的企業雇主，而是由每天的消費者組成的資本，這個資本同樣強勢，隨時隨地任何人都可以決定買還是不買。唯一與資本家的資本不同的是，買與不買的權利由資本家一人決定變成了消費者的多人決定。那么，這個由一人決定的資本和眾多消費者決定的資本，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和不同呢？答案是不存在，因為當賣豆腐、賣小吃、開出租車的人選擇去企業工作時，是為企業提供產品和服務，而選擇自謀職業，不過是選擇了直接面對消費者，提供的同樣是產品和服務，本質上并無不同。

顯然，傅教授并未注意到這個不同，最低工資標準的政策制定者也沒有注意，或者并不認可這個實質上的無差異性。賣豆腐、賣小吃、開出租車的人都可以算是勞動者，勞苦大眾的一員，每天工作比在工廠里工作的底層工人甚至更辛苦，若我們制定政策規定他們的產品價格必須在某一價格之上，來幫助他們取得最低收入，有基本的收入保障時，而他們所提供的豆腐、小吃和服務，又暫時無法達到這個水準，可想而知，眾多的消費者會選擇用腳投票，走開不買。但當我們規定一個最低工資標準來幫助工人獲得最低收入時，不過是決定的對象從消費者換成了企業雇主、資本家，他們的選擇同樣可以是用腳投票，選擇不雇傭，也就是不購買這個工人的服務。問題是，一方面，政策上，為什么我們要選擇幫助在企業里工作的工人（勞動法規定寫的明白），而沒有寫明如何以同樣的手法幫助各種自謀職業者呢？另一方面，這個本質上并不存在的不同，顯然可以看出，兩邊——企業從業者和自謀出路者，這個幫助的方法都行不通，不得要領。

想當然的工人比資本家弱勢

傅教授想當然的把資本家及其資本放在了一個強勢的位置，把底層工人放在了一個弱勢位置。當人們對工作不滿意的時候，會主動辭職，或干脆不跟你簽訂勞動合約，轉而選擇主動失業或自謀職業。所以傅教授的分析脫離了實際觀察，是站不住腳的。

傅教授想當然的把資本家及其資本放在了一個強勢的位置，把底層工人放在了一個弱勢位置，這在其第一部分分析中就可以看出。然而，正如我所列舉之例，事實并非如此，當人們對工作不滿意的時候，會主動辭職，或干脆不跟你簽訂勞動合約，轉而選擇主動失業或自謀職業。在這兩點上，傅教授的分析脫離了實際觀察，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關于失業的定義，經濟學者一般不認同政府的定義，而對于失業問題的關注，也是在近代以時間合約為基礎的雇傭制度出現后才出現的問題，我個人比較認同張五常教授關于失業的定義：一個人可以工作而又愿意工作的人，找不到自己愿意接受的待遇或薪酬，也不愿獨自生產。

張德勇（您可以通過郵箱與作者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