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國人口紅利喪失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鳳凰財經訊 4月19日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2014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表示。我們推進任何一項改革讓它實施起來必須有激勵實施者、地方政府還有其他的人，否則這項改革沒有辦法推進。過去我們講戶籍制度改革，我們講市民化也講很多年。真正推動的我們只能預計這一次有所推動。但是仍然有很多觀念上的障礙。

他指出，我們聽到更多的人是在測算農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錢。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到底能夠帶來多少收益，這個收益如何分攤的？同時它更長遠的利益在哪兒？從全世界的角度，人們做了很多測算，如果全世界勞動力障礙可以打破，產生的收益是全世界GDP的122%。

蔡昉介紹說，2010年之后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短缺，今天也面臨招工問題。2015年之后絕對會減少，并且會一直減下去，這意味著中國喪失著它的人口紅利，相應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我們知道過去2年不再是2位數的增長，是7.7%。不是因為外部需求沖擊造成的，而是因為人口紅利缺失造成的。潛在增長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從以前15年的10.3%降到十二五時期平均7.6%，十三五會繼續下降6.2%，這是我們的自然減速。自然減速可以改變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可以延長人口紅利，如果我們改善生產率可以提高效率，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提高。因此我們要嘗試去贏得改革紅利。

以下為蔡昉發言實錄：

蔡昉：我們推進任何一項改革讓它實施起來必須有激勵，實施者地方政府還有其他的人，否則這項改革沒有辦法推進。過去我們講戶籍制度改革，我們講市民化也講很多年。真正推動的我們只能預計這一次有所推動。但是仍然有很多觀念上的障礙。比如說我們聽到更多的人是在測算農民工市民化要花多少錢。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很多，到底能夠帶來多少收益，這個收益如何分攤的？同時它更長遠的利益在哪兒？我們從全世界的角度，人們做了很多測算，如果全世界勞動力障礙可以打破，產生的收益是全世界GDP的122%。當然誰也不會相信這個制度會被打破。有些國家，比如說美國，如果變成公民可以帶來多少收益，當然算了成本，也算的收益，在聯邦政府這一塊通過稅收的因素收益大于成本，對于我們來說呢，我們更重要的是所面對的這些要成為市民的人，其實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所以更應該算這個帳。

算帳有兩個目的，第一是真實的收益和真實的成本。我們算的帳才可能推動改革，不僅相信改革帶來收益帶來紅利，如果收益總體上大于成本的，是凈收益的話我們有更多的改革方式。我們知道早期的改革經濟學家把他叫做帕累托（音）改進，可以給部分人帶來收益，同時不傷害其他人的群體，這種改革不會有人反對的。未來的改革有收益，也有所損失，但是如果算出來一個總收益大于損失，我們經濟學家叫卡爾多改進，我們用獲得的凈收益適當的補充改革中有損耗的。用官方的話說我們要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進行分擔。我們現在講到的是在企業居民政府之間分擔，其實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各級政府之間進行分擔，這也是改革的方式，更有利推進的。

2010年之后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短缺，今天也面臨招工問題。2015年之后絕對減少，一直減下去，意味著中國喪失著它的人口紅利，相應導致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我們知道過去2年不再是2位數的增長，是7.7%。不是因為外部需求沖擊造成的，而是因為人口紅利缺失造成的。潛在增長率大家可以看一下從以前15年的10.3%降到十二五時期平均7.6%，十三五會繼續下降6.2%，這是我們的自然減速。自然減速可以改變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可以延長人口紅利，如果我們改善生產率可以提高效率，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提高。因此我們要嘗試去贏得改革紅利。

第二我們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也是以人為本的要求，我們可以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包容性。這個無疑我們大家都是贊成的。因此概括一下農民工市民化，潛在增長率可以改變的，可以提高的。第一是增加勞動力供給，第二是獲得生產率的所得。第三對我們企業來說，如果按目前的工資上漲速度，我們可能調整時間不夠，可能造成太大損失。因此需要贏得時間，用公共政策改革繼續拉動勞動力的轉移。

我們設想第一增加勞動力供給有什么方式，顯然延緩退休不是可行的辦法。因為平均退休的人身體狀況都不一定能夠學到新的技等。增加勞動供給很大部分來自農民工。國外學者研究農民工進城以后20年以后他的工資勞動力回報可以持續提高的，非常有生產性的，他們平均在城里面待的時間只有9年。我們也知道一般來說農民工每年春節都做一次決策，還回不會城里。對于年輕人來說肯定回，但是一般過了40歲，上有老下有小不回來了。沒有辦法把勞動成本放在非農產業的發展上。

我們設想兩個感覺，一個把勞動力的參與，今后十年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能夠使我們GDP提高0.88個百分點，是可以立竿見影的。同時呢，我們也可以假設，大家知道在新的發展階段，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下，我們更多的要靠生活率的提高，如果在今后的全效速增長率增加一個百分點，它所對應的增加GDP的潛在增長速度是0.99，幾乎是1對1。因此這兩項改革加起來，如果可以加起來可以帶來兩個百分點GDP增長速度。第一個增加勞動力供給，就是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可以穩定干到退休年齡。第二給他更好的激勵，給他更好的公共服務，他能夠繼續從剩余狀態中轉移出來，從生產力低的部門轉到生產力高的部門，意味著生產力的提高。因此市民化這一項改革可以解決農民工供給，可以解決生產率提高。目前的狀況我們大家都知道，舉家遷移的農民工不愿意離開土地，因此使得我們的土地經營面積不能擴大，也是農業不能主要提高的障礙。這是上海崇明島的圖，那是一條線，搞的規模經營的部分，土地集中了，上面建筑都少，它的生產率截然不同的。

當我們知道改革收益大于成本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想象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來分擔改革的成本，使得改革真正的推進，改革推進以后帶來收益，帶來收益以后進一步改變，進入良性的循環。具體說不出來哪些東西應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分，但是我們之間看到的一個，我們地方政府算帳的時候，給農民工市民化支付多少成本，這都算我們頭上。很多帳我們算不準，我們也測算過，我們和大多數人算的不一樣。但是有一條我比較信賴，義務教育成本應該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再分配，個人認為這個支出責任應該有中央政府承擔。也可以一方面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解決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在城鄉之間分布不均衡老大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