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居民自治留出空間

貴陽市將“街道辦事處”改為新型“社區”，最大的變化是其與區和居委會兩個關系的調整。

如前所述，大部分的行政事務上收到了區直有關部門，倘若該部門確實需要就近為居民提供相關公共產品，則可以放人在社區，但這人員隸屬于該部門編制，經費由部門劃撥，社區服務中心僅為其提供辦公場所，社區綜合黨委對其僅有監督之責，部門只可考核自己派出的員工，而不能再考核社區綜合黨委或社區服務中心。這在很大程度上為社區減輕了行政事務負擔，可以解放出來更多推動社區服務工作。

由于每個社區下轄3-5個居委會，形成“一社多居”格局，在居委會層面，已沒有一個黨委與之對應，只有一個黨支部，主要是服務基層黨員，在國內大部分城市困擾社區治理的所謂社區黨委和居委會的定位問題，在貴陽已不再是一個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這是貴陽撤銷街道辦最大的意外收獲，或者說最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

居委會的主要職責回到“居民自治”。當然，由于全市居委會已于2012年完成換屆，現任的居委會大多是原來已存在的，居委會自治還沒有經歷過一次全面直選的洗禮；現存居委會一般都保留了原有的4-5名工作人員，他們如何定義自己的崗位，還有待進一步厘清。

按貴陽市群工委有關領導的說法，居委會去行政化之后，存在一個“不知道怎么自治”的問題。其實以我的調研了解，這可能是兩個問題，一是留下的居委會工作團隊不知道該做些什么；二是社區居民不知道如何參與自治進程。

不過好在貴陽市委對此早有準備，他們拿出了一筆資金（共2個億，其中市財政拿出1億，各區共籌集1個億），作為社區服務和社區自治的誘導資金。這筆資金主要用于社區的環境整治、平安建設和文體活動三項內容，平均每個居委會接近200萬元。但這筆錢并不是直接給下去，而是要各個居委會報項目，怎么報？首先要居委會收集居民意見，通過居民議決的過程，形成項目計劃。之后由居委會報到“社區”，再逐級上報，由市里決定哪些項目獲得撥款。

我認為這一方式可以有效地誘導自治。倘若資金和項目是給定的，誰都有，則居民就不會有參與熱情；但是倘若這筆錢能給小區解決不少實際問題，但是這筆錢是需要競爭才能得到的，需要通過居民的參與討論才能確定項目，項目需要跟別人比較才能確定能否入選，這就可以有效地激發起居民參與的熱情。這就像在地上撒一把米，就可以吸引很多雞只來搶食一樣的道理。而貴陽的實踐也證明了這個道理。

最終此一計劃在全市共落實了1萬多個項目，大部分項目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原因是貴陽很多小區都年久失修，基礎設施欠帳較多，社區服務空間資源缺乏。對居民來說，現在有了機會對之加以改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受益，所以參與熱情很高。也正因如此，這一計劃讓許多社區、小區舊貌換新顏，甚受居民好評。

貴陽市群工委的同志說，有了這一計劃，至少2-3年內各居委會都有事可做，居民參與自治的熱情也能被激發起來，是一舉多得的辦法。至于即將到來的居委會換屆，希望貴陽能借著這個熱情，真正實現居民投票參選，朝著居委會自治邁出有效的一步。

除了居委會自治的條件外，還有一件事貴陽市至少還沒有思考清晰。那就是社區層面的“社區議事會”和居委會的關系。

在《貴陽市社區工作條例》中，規定社區“居民議事會”成員由社區居民、駐社區單位、其他組織的代表和居（村）民委員會主要負責人組成，通過公開報名和民主推薦相結合的方式產生。這顯然是一個社區層級的政治協商機構。所以問題來了：在社區綜合黨委或社區服務中心那里，或者在區政府那里，社區居民議事會和各居委會誰來代表居民意志？按理由居民選舉產生的居委會更有代表性，但是很可能社區黨委或區級政府更會以“居民議事會”來代表民意。盡管后者的成員構成中，也有居委會負責人，但畢竟不是由各個居委會的成員們間接選舉產生的社區居民議事會。通過醞釀方式進入“居民議事會”的社區居民，和其所在的居委會之成員將形成一種何樣的關系？

總的來說，貴陽市的基層治理改革更多地呈現出“自上而下改革”的特點，從貴陽市場經濟發育的成熟度來說，公民社會意識在這城市還處在萌芽階段。在全國的居民自治都仍然舉步維艱的環境下，貴陽“自下而上”的自治力量能有多大程度的滋生，還需要時日來觀察。（編輯馬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