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就：環境不是保護出來的

加大懲罰力度不等于環境治理變好

污染的問題是一個權利受侵害的問題，即財產權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法律得到更好執行的“法治”，而不是某部懲罰力度可能更大的“法律”。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通過一部名義上懲罰力度更大的法律，法治就得到改善，這是兩回事。

財知道：4月24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表決通過了《環境保護法》修訂草案。新環保法著手加大懲罰力度，對污染企業按日連續計罰，罰款將上不封頂。你怎么看這個法律？

朱海就：新修訂的環保法賦予環保部門更大的執法權來懲治污染企業，這算不算一個進步？筆者不這么認為，我們不能在“環保部門權力擴大”和“環境治理變好”之間劃上等號。問題不在于環保部門執法力度夠不夠大，而在于執法能不能得到有效的監督，公眾有沒有途徑對不作為的環保部門問責。因此，對不得力的環保執法部門的懲罰力度加大，而不是對污染企業的懲罰力度加大才算真正的進步。

衡量一部法律是否有進步意義，關鍵看公眾的權利是否會因此而得到更好的保障。新環保法建立了公益訴訟制度，擴大了公眾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維護自己權益的可能性，在這方面，新環保有不小的進步意義。但是，它限定了發起公益訴訟的主體條件，全國只有約三百家環保組織符合這個要求，普通個人還是不能提起公益訴訟，這是一個遺憾。

財知道：此新聞甫一出臺，一方面很多人都點贊，覺得治污需用重典。另一方面也有人擔心環保部門會選擇性執法，再增政府部門手中的權力。你怎么看？

朱海就：“治污要用重典”的觀念難以成立。污染的問題是一個權利受侵害的問題，即財產權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法律得到更好執行的“法治”，而不是某部懲罰力度可能更大的“法律”。這里區分“法治”和“法律”是必要的，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通過一部名義上懲罰力度更大的法律，法治就得到改善，這是兩回事。

立法是需要的，立了法之后，我們更關心它能否得到執行。一部良好執行的法律，必須使政府、企業和個人都受到同等程度的監督，任何主體違背法律都要受懲罰，不能有例外。要對污染的企業有懲罰，首先是要是懲罰污染企業的政府（環保部門）受監督，假如政府不受監督，免于處罰，那么懲罰污染企業將不可避免地落空。因此，僅僅單方面地賦予政府環保部門更大的執法權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于事無補的。

污染是一個產權問題

污染問題是一個產權問題。當產權界定清楚之后，污染就是“交易問題”和可能出現的“侵權問題”了。因此，沒有什么環境保護的問題，只有經濟問題和法律問題。之所以出現嚴重的污染，是作為交易之基礎的法治，或者說產權制度出了問題。

財知道：很多人覺得污染有負外部性，而且關系到每一個人，和其他商品不一樣，需要政府起主導作用。你怎么看這種觀點？

朱海就：如上所述，污染問題是一個產權問題，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護法律所確定的產權，而不是保護環境。當產權界定清楚之后，那個就是“交易問題”和可能出現的“侵權問題”了。因此，沒有什么環境保護的問題，只有經濟問題和法律問題。之所以出現嚴重的污染，是作為交易之基礎的法治，或者說產權制度出了問題。

假如有了明確界定的產權，即法治，那么就會提供一種“環保的巨大激勵”，因為每個消費者都希望使用環保的產品，企業就會去滿足這種需求，從中獲益，即環保將成為企業獲利的機會，這意味著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將自發地去解決環保問題。但是，假如沒有法治，將提供相反的激勵，在這時，企業的激勵就是鉆空子，污染了再說，不污染白不污染，“公地的悲劇”將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沒有動力去開發更好的環境友好型的產品，他們的目光一定是短期的。

因此，美好的環境只是法治的一個“非意圖”的結果，追求“產權的保護”才能實現“環境的保護”，而直接追求環保這個目標，而忽視產權問題，那恐怕是實現不了這個目標的。

我們要讓“產權意識”代替“環保意識”，改“保護環境”為“保護產權”，“改善環境”為“改善法治”，這樣環境才有希望。“保護環境”這個概念至少它是不符合經濟學和法律常識的，“環境”不是一個“財產”概念，“保護環境”究竟是指保護什么，究竟是誰的“環境”，誰保護誰的財產這些都說不清楚，假如是別人的財產，需要你去保護嗎等等。不能指望一個語義模糊的概念對環境有改善。

所以，問題的核心，不是政府該承擔什么責任，政府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恰恰是我們想當然地把“環境保護”的職責賦予政府，從而導致人們產權意識的淡薄的。

不改善法治，環境問題不可能解決

環境的悲劇，其實是法治的悲劇，是法治淪陷的體現，在“公地”的情況下，人們都短平快，不顧他人利益，受侵害者也無處伸張，環境怎么能不污染。

財知道：我們知道，現在中國的空氣、耕地等污染已經極其嚴重，甚至快到無法忍受的地步，這難道不是污染企業造成的后果嗎？如果政府不管，怎么才能解決污染問題？

朱海就：空氣和耕地嚴重污染，恰恰都是因為它們都是“公共產品”，在這些領域，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污染是“公地悲劇”的體現。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空氣虛無縹緲，界定產權是不可能的，但問題不是“不能”，而是“不可以”，只要開放這個排污市場，不把空氣視為公共產品，使各種直接或間接的界定空氣產權的方式有利可圖，企業家就會不斷地想辦法去界定它，比如新的節能減排技術或空氣凈化技術。

所以，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企業一定有污染環境的激勵，企業的目標都一樣，就是贏利而非污染，在一個法治的環境下，企業贏利的目標和公眾的環保目標是兼容的，用經濟學的話，是“外部性會內部化”，相反，就有可能是沖突的。一味地試圖管制企業，而不試圖改善改善法治，環境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

環境的悲劇，其實是法治的悲劇，是法治淪陷的體現，在“公地”的情況下，人們都短平快，不顧他人利益，受侵害者也無處伸張，環境怎么能不污染。所有有助于法治的，才是有助于環境改善的。對環境問題的治理，應該成為推動中國法治的一個契機。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