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訪新政有賴于地方政府“勤政”

信訪新政有賴于地方政府“勤政”

從下月起，越級上訪將不再被受理了。日前，國家信訪局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要求信訪人采用走訪形式，到依法有權處理的本級或上一級機關設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場所提出。

這是國家信訪局針對越級上訪現象，首次出臺系統性專門文件，意味著以后上訪者得就地解決問題，不要再夢想靠“官大一級壓死人”，也不要再指望繞開地方，跑到省城甚至北京就能討回公道。

有冤伸冤，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既然法治無法成為解決社會矛盾唯一手段，不能為公民維權提供足夠支撐，信訪注定就要成為一種必然選擇。當然，上訪也不能亂套，越級上訪很容易破壞公共管理的秩序，更容易添加濃厚的人治色彩。試想，現在很多人還選擇類似歷史上進京“告御狀”的方式，本身不也就是法治與文明的雙重恥辱嗎？

從這個意義講，制度對越級上訪行為說“不”，是有必要性的。而取締“越級上訪”之后，最大的懸念就是，上訪者接下來到底能不能面對一條暢通的路徑，來就近表達訴求，就地來解決問題。在這樣的過程中，能否真正保證上訪者擁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越級上訪”的很多問題確實是在基層就能解決的，那么，上訪人為什么還是要“信上不信下”？這或許與傳統觀念有一定關系，覺得上面官員可以“壓住”下級官員。但是，真正驅動越級上訪者腳步的，并不只是觀念，更多還是因為他們在地方本級或上級機關那里，被碰得一鼻子灰，甚至是頭破血流，才做出的被動之舉。誰都清楚，越級上訪本身就是苦難之旅，那漫漫長路要支付巨大代價，對很多人來說甚至就真的成為一條“不歸路”。

如果這次國家信訪局下發的文件能真正引導人們變越級上訪、重復上訪、多頭上訪為就地反映問題，來減少信訪成本和奔波勞累之苦，那對上訪者來說，無疑就是最大的福音。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也有最基本的要求，一方面，就是地方那些有權處理問題的機關能夠盡職盡力，另一方面，就是要真正斬斷地方上那些伸向上訪者的罪惡黑手，來避免過去那種“截訪”現象被前置，讓上訪者在“家門口”就被圍追堵截，甚至遭到殘忍迫害。

情況恐怕令人難以樂觀。盡管說，此次出臺的《辦法》也在進一步壓實有權處理機關的責任，在規范工作程序，在明確失職的后果，但是，眾所周知，大量上訪問題都關聯著諸多復雜的利益博弈，很多甚至還牽扯到很多歷史性體制性的難題，現在把嘴下這些“硬骨頭”的任務重新又推回給地方相關部門自己解決，最多也只是指望通過地方權力內部的博弈來解決問題，這無疑陷入到一種吊詭的治理邏輯中，讓人難以找到突破點。

更重要的是，很多越級上訪問題的背后，也就是因為權力沒有被關進籠子里。試想，那些地方權力膽敢將憲法和法律置于一邊，又怎么可能對國家信訪局的一項制度文件充滿敬畏呢？所以，取締越級上訪，如果不能迅速彌合這個制度理念與程序實踐之間的斷裂地帶，如果不能及時有力地打擊那些向黑手伸向上訪者的罪惡行徑，就很容易淪為一些地方不法權力的保護工具，無法給予上訪者免于恐懼的上訪自由，來幫助他們實現合理合法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