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逆轉使城鎮化戰略“三缺一”

杭州等多個城市近日傳來地產暴跌之聲。雖然城鎮化與地產不能畫等號，但城市在居住方面的動蕩，足以引起國家對城鎮化未來的擔憂。

上月，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中國城鎮化規劃終于出臺。不過，讓人奇怪的是，本次規劃時間跨度從2014年至2020年，時長六年而非十年，這個有異常規的國家級規劃，透露出城鎮化戰略遭遇到挑戰：青年人口的萎縮，將逐步影響中國未來一系列國家戰略。

城鎮化接近尾聲？

就城鎮化對于中國經濟的意義而言，主要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其最大變數，則被寄托在進城農民身上，已經進城的農民，他們的消費需求將是巨大的內需。據測算，僅公共服務的投資就可達數十萬億。同時，還有一種國家層面的預期，是每年能夠有1000萬農民進城，既振興內需，亦充實城市勞動力。

從歷史角度看，城鎮化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居功至偉。經過30多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有了穩步提高。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尤素福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有10%可以歸因于城鎮化的進程。

不過，到底有多少人在城市？目前是一筆糊涂賬。官方統計，已經有超過7億人居住在城市，由此得出中國的城市化率是52.6%；如以戶籍人口統計，更不到40%。由此來看，中國的城鎮化空間似乎巨大。然而，換一種算法，看看農村還剩下多少有效勞動力，得出的結論則截然不同。

如果以就業為主要統計標準，只要是非農就業，同時不常住農村，就算已經完成事實上的城鎮化的話，則中國城鎮化率被嚴重低估。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66億，這其中，還包含東北、新疆、海南等地的國營農場，他們其實是城市戶籍，總人數接近400萬。由此，真正留在農村務農的農民，實際只有約2.62億。農民沒有退休金，也沒有退休制度，活到老干到死，所以農業就業人口，基本就等于農村留下的除去嬰兒以外的實際人口。

國內一些學者曾提議中國真實的城鎮化率的另一種算法是：城鎮化率=1-農村化率，則中國真實城鎮化率早超過60%。筆者曾走訪湖北、重慶、河南、江西等中西部省份，亦可印證，中國農村除少數東部省份外，絕大部分農村耕地拋荒，精壯勞力轉移，留下老弱。

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尚有近2億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但近幾年，中國一些城市卻出現“民工荒”，勞動力市場出現“劉易斯拐點”。至今到底轉移了多少人口，現在是一筆有爭議的賬，但從兩個維度可以來看未來農村人口轉移潛力：一是如剛才所說，留下搞第一產業的人口，只有不到3億。二是，從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力軍是青壯年，而現在城市的各個小區的門衛，一些園林工、清潔工，不少就是來自農村的中老年人。

由此不難推測，未來中國將無足夠的勞動力繼續轉移到城市，如從就業而非戶籍衡量，中國的城鎮化其實已接近尾聲，而非序幕。

人口逆轉的深遠影響

更為嚴峻的是，長期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致使我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巨大轉變，這種轉變即人口老齡化。2012年底我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2020年將達到2.43億，2025年將突破3億，占當時總人口的30%以上。比例非常驚人，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與此同時，中國的青少年人口亦即將步入全球最低行列。依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0-14歲人口占16.6%，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0-14歲人口占人口總量的33.6%，不到三十年，降低一半以上。未來形勢非常嚴峻。

少年人口的增長直線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線上升，這種對比意味著，將來中國人口達到峰值之后將急劇下降。據《大國空巢》一書作者中國湖南籍美國科學家易富賢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歲的總勞動力將達到頂峰，此后將出現大規模下降。甚至最早在2014年就可能發生逆轉，而在中國體制下，一項戰略的周期大約為十年左右，為此，在本屆政府和下屆政府任期內，城鎮化可能將因人口逆轉而遭遇挑戰。

未來，因為人口減少帶來的消費市場的大幅萎縮，以及勞動力市場的不足可能重創中國經濟，未富先老的現狀亦將嚴重制約中國的民族生機與活力。勞動力不足，更為直接的影響是，無數的城市目前所制定的“國家化大都市”的宏偉目標無法兌現，今日已經逐步出現的部分黑燈城市，未來將在中國蔓延。

三大曲線，中國缺一

在推行城鎮化戰略時，其實國家高層有一個假設和類比，即全球各發達國家其城鎮化高峰期，也就是工業化高峰期，亦是國力完成飛躍的時期。此言不假，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被忽視了，即多數國家的上升期，均是人口增長期，人口增長曲線基本與國家經濟增長曲線、與城市化曲線同步。

二戰后，日本啟動了工業化進程，自50年代至1973年，是日本工業化高潮時期，日本年均增長接近10%，進入發達工業化國家行列。至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達到78.6%，基本達到高潮。雖然2011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達90%以上，但自70年代之后逐步趨緩。而日本的人口增長，亦于1972年達到高峰。由此，其工業化，城市化，人口發展的三大高峰期，基本同步。

不僅日本，多數現代國家，城市化高峰、工業化高峰與人口發展高峰，基本都是三位一體。但中國未來則可能出現脫節：目前我們仍然寄希望于經濟會保持高速增長，仍然寄希望于城市化率會繼續提高，但我們的人口，尤其是青年人口開始萎縮，人口發展曲線與城市化發展曲線將不同步。在人口萎縮的大局之下，如果對城鎮化寄望太高，恐怕有負重托。

農業現代化和城市新居民的工業化將是一個挑戰。同時，縱使未來農村人口再向城市轉移，轉移來的也是負擔，而非動力。即轉移到城市來養老的老人，將多過轉移到城市來的兒童，青壯年則幾乎沒有(青壯年早已轉移來了，只是沒有常住，無法統計)。而中老年人對于城市來說，其消耗遠遠大于其勞動力貢獻，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新的城鎮化浪潮再也不像過去三十年那樣，坐吃精銳勞動力帶來的財富，而付出低福利成本。相反，未來的城鎮化，福利成本將越來越高，而精銳勞動力則越來越少。

縱使現在，即使開放計劃生育，人的成長期尚有20年左右，仍不足彌補中國勞動力的缺口。中國目前尚未完成產業轉型，在全球產業鏈中也無法短期內升級，由此，中國仍然需要大批產業工人，但是隨著青少年人口的減少，以及高校升學率超過80%，國內已經無法提供足夠的勞動力。開放移民，并非良謀，但卻不失為救急之策。為長久計，中國的計生政策可能需要調整。

羅天昊(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著有《大國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