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陸磊發言實錄

鳳凰財經訊 由清華大學主辦的“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于2014年5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鳳凰財經作為唯一全媒體合作伙伴，為您全程實時直播本次會議。

以下為陸磊都發言實錄：

陸磊：非常榮幸能夠參加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我盡可能節約時間，跟大家討論一個主題，如何探索權責對稱的監管體制。

至于為什么列這樣一個主題，而沒有把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加以區分，這是因為在理論上還沒有一種觀點可以說服我，為什么我們必須區分宏觀或者微觀。這是因為當我們研究宏觀的時候知道很多數據，那么我們必須知道數據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說微觀的這些交易者到底在做什么。反之，當我們研究觀察微觀的這些交易行為的時候，也一定要知道它所造成的宏觀經濟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個觀點，我們說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大家馬上就可以反應到，就中國而言，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討論資本項下的可兌換，同時也可以觀察到，在資本項下可兌換還沒有充分完成之前所出現的微觀層面的熱錢流動，并進而在宏觀層面上出現了央行的外匯占款的變化，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和全社會融資總量的變化。所以從微觀變到了宏觀，因此反過來，如果我們期望得到一個宏觀審慎的監管體制的話，那么是不是我們有必要把微觀和宏觀加以足夠的切割呢？于是問題就來了，什么才是一個合適的管理機制或者是體制？我想來想去，恐怕權責對稱的管理體制是我們應該追求的一個方向。我的主要觀點有如下幾個：

為什么要權責對稱？全球金融危機以后，我們觀察到了正如科恩主席所說的，世界各國都在做全球金融體系的調整或者改革，美國提出G20專門下的類系統，并且在美國多德弗蘭克這么一個法案的我推出要重新觀察。巴塞爾三的落地和實施，讓我們觀察銀行體系應該按照怎樣的規則觀察，應對危機。歐盟也在做金融監管的改革，比如成立了ESRB和ESFS。這些東西紛繁復雜，中國是否有必要進行相應的變化呢？這是第一個問題，不能稱之為結論。于是引申出一個結論，國際上的變化基于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還是權責對稱。

大家注意到沒有，危機發生了，誰來買單，如果存在一個買單者，美國通過QE來對金融機構進行必要救助的話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既然你花了錢，是否有必要對這些機構的行為進行一定的觀測，并進行一定的事前校正呢？

第二個觀點，假設我們不觀察國際層面的變化，我們可以觀察到金融危機后中國的經濟發生變化了，作為世界工廠，由于全球總需求的萎縮，致使我們無法再承擔高速的出口增長給國內帶來的這樣一種盈余或者這種紅利，因此，國內實體經濟到金融部門都面臨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該何去何從，我們經濟周期被打亂了，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發生全面變化，并對監管的有效性提出了極端挑戰。其中有如下幾條：

第一，危機后發展最快的影子銀行是在中國，影子銀行的發展使得各類機構越來越長的那么相像，我們很難區分基金公司和商業銀行到底在資產管理方面存在哪些差別，這是第一點。

第二，互聯網金融懂事對傳統金融穩定和微觀金融機構的盈利性和成本構成了沖擊，這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按照高息從老百姓那里拿到錢轉存到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成本上升盈利性是否能得到保證？盈利性得不到保證，未來的金融穩定是不是足夠讓我們懷疑呢？如果金融機構的融資成本過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會是什么樣呢？會不會出現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只有投機行業或者資產價格才值得我們炒呢？

第三，中國是個大國，在投資地方負債和區域性金融監管責任方面我們又應該怎么樣設計或者怎么樣分擔呢？所以，這又是一個權責對稱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現在談到影子銀行剛性兌付問題，這就是一個權責對稱，誰該為此承擔責任呢？所以，這是第二個主要觀點，供大家參考。

第三個觀點，綜合以上兩點，中國的金融監管制度無論立足于宏觀審慎也好，微觀審慎也好，有哪些重構的可能性呢？于是，我們有以下三個子觀點：

第一，我們是單一目標還是雙峰目標，大家知道英國的事件和之前澳大利亞的事件可能是按照雙峰目標實現的。所以，它是在宏觀和微觀層面上進行切割的，宏觀層面上我們要確保審慎，確保金融體系性穩定，我們有央行的金融穩定局。微觀上更立足于消費者保護，也就是合同是什么？合同說明的透明度是否充分，是不是雙方都按合同履行，以避免欺詐，這就是所謂的微觀審慎。在我們看來，這兩者是不是有統一的可能性呢？

第二，是塊還是條，中國是大國，以條線實施監管更容易實現金融穩定，但一定會以效率損失為簡體，這是因為龐大的國土面積，差異巨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和不同的金融風險總屬于都導致著我們會面臨一個資金的跨區域流動問題，資金的跨區域流動會不會使得區域之間的經濟和金融差距進一步拉大呢？如果按塊狀設置倒是獲得了權責對稱的可能性，但不能避免免費搭車。所謂免費搭車就是指有一些金融機構寄希望當地政府給我提供隱性擔保，誰的孩子誰抱走，我是你的孩子，你把我抱走吧，這會不會壓抑金融部門創新的動力和空間呢？復雜性。監管機構之間的責任區分和監管與被監管之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上的難題，比如我們會談監管俘獲，等等。這些問題我就不具體展開說了。所以，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面臨著監管制度理念上的變革。

第四個觀點，既然如此，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推動我們建立權責對稱的監管制度呢？這是第一點，中央和地方或許應該進行監管層面的分工，中央金融監管應避免過度的微觀滲透。可能出現的問題由誰來承擔呢？地方的金融辦、金融局是否有可能發展成地方性的區域性的監管體呢？這在中國的山東省已經進行了實踐。第二點，還必須要為創新預留空間，比如監管規則下我們的金融產品已經趨同了，其權利義務關系如何，保護消費者的同時也應該教育消費者，作為監管體而言，或許在未來紛繁復雜的創新會使得賬戶成為核心環節。我們現在是不是經常問這個問題，金融跟實體經濟相結合怎么結合？一定是賬戶。無論什么金融產品，你這個資金流到誰那里去了就可以觀察到它是跟實體結合還是不跟實體結合的。當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功能監管，以賬戶為中心的監管設計恐怕就可以提出來了。第三點，“體檢”還是“遺囑”，現在全球監管談遺囑，但是問題是中國很特殊，中國有龐大的準備金或者備付金，這部分是不是本身具備保障功能呢？此外，我們要建立存款保險機制，存款保險機制建立起來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在事前對金融機構進行體檢，并進而實施差別性的保費，以實行對金融機構審慎經營的內在激勵呢？這就是我今天所談的主要觀點。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展開，我只是告訴大家宏觀和微觀為什么要結合，宏觀層面上我們看到的是全社會融資總量的上升，微觀層面看到的是脫媒，也就是影子銀行的崛起。宏觀層面上看到融資脫離實體經濟，微觀層面上看到的是缺乏優質借款人，實體經濟的負債率實在太高，這兩者能分開嗎？比如宏觀層面看到資產價格泡沫化，微觀層面看到的是他們往往是更優質的借款人，比如政府的融資平臺。

在宏觀層面我們看到的是融資平臺的總量問題過于龐大，但在結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各地的負債率并不盡相同，各地的評級也不盡相同，的確存在評級很高的借款人的負債率并不高，是不是有可能存在誰的孩子誰抱走的更加好的監管安排呢？地方的風險和管理應該是由誰來辦呢？再比如我們可以看得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利差和在香港的NDF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熱錢的流動。所以，我們要問我們屏蔽的效果是否充分呢？資本的嚴格管制是否有效呢？所以，結論是功能監管的重要性應該提出來，無論“一行三會”模式如何調整，地方金融監管的制度或許應該考慮建立起來。還有跨境的監管協調機制應該建立起來，最重要的是跨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請注意外部性，當我們觀察到一些國家實行放松的或收緊的貨幣政策，往往會對另外一些經濟體構成外部沖擊，這些沖擊也會影響到受沖擊國的宏觀的金融穩定。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