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反駁周其仁：究竟靠規劃，還是靠市場

在現代社會中，由于土地所有人不能自主改變土地用途，也不能隨便搞建筑蓋房子，而必須符合規劃和取得規劃許可，因此“土地資源的一級配置是由規劃決定，而不是由市場決定”就不是一個理論或觀點，而是一個事實陳述。盡管如此，我并不同意某著名教授簡單貼上我國“土地配置靠規劃，不靠市場”的觀點。（注：周其仁近日撰文“非法帽子漫天飛”，表示并不同意華生對小產權房看法。）

因為其一，這里說的是土地一級配置，即改變土地用途的基礎配置，并非在給定用途下的配置。我們知道，在給定用途特別是既成建筑的二級市場上，土地和建筑的分配，是市場在發揮決定性作用。其二，即使是土地的一級配置，也要反映市場的需求和變化。脫離了市場和社會需求的規劃，必然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因此，握有法律強制力的城鄉規劃，本身要以市場為前提和基礎，這一點毫無疑問。這說明在現代社會中規劃地位越是上升，規劃越要提高民主性、科學性。發達國家的規劃都要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機構批準方為有效，法院也是依立法機構而非行政機關的意見來判定征收私產的公共利益屬性，道理就在這里。但是應當看到，規劃再民主再科學，法院再獨立再公正，它也是根據民主或集中的政治決策程序而不是按產權人的市場交易規則運行的。

現在中國的土地利用規劃和變更、執行確實存在很大問題，這需要的是大刀闊斧地去改革改進決策程序。特別是我國的土地財政制度把政府的規劃權與政府的收入和利益混為一談，破壞了政府的獨立性和公信力，這就迫切需要改革土地財政。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此就回避問題的真正所在，只看到一個政府存在規劃權的濫用，就想當然地將土地的開發建筑界定為產權人的私權利，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并不存在的土地開發市場化當作改革的目標。按照這條路子，小產權房自然合法化，絕大多數至今老實守法、沒有開建小產權房的地方和人們都會放手去建，城鎮居民的違建只要鄰居間妥協就可發展，這就必然全面破壞和瓦解中國本來就很薄弱的規劃管治的法治效力。如果這樣，在城市化轉型期對土地開發建筑權混亂的搶奪，就會造成我們在許多法治嚴重缺失的發展中國家看到的現象：土地資源特別是其城市化升值的分配嚴重不公不均，國家經濟、城鄉的生態和人居環境不斷惡化又難以自拔。

這是為什么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土地的開發建筑不能走上另一極端，“如果以為市場經濟和私有產權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并以此來設計我們的土地制度，那就完全走錯了方向”。

當然，發達市場經濟也沒有的東西我們也不是不能創造，但要說明那是自己的創造發明，而不要使讀者以為是進口品牌產生誤解。如果真能設計出可以運行和造福社會的“我的土地我的建筑我做主”的土地開發制度和市場交易模式，我們也可以跟著開開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