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富豪史正富的道與術：玩轉20余家企業股權

要同時在截然不同的兩個舞臺唱戲，弄不好就會兩頭不著調，史正富卻做得津津有味。

他是學者。高考恢復后第一批考上復旦，成為“一代宗師”蔣學模的得意弟子，最早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引入中國經濟研究；轉戰商海也筆耕不輟，著作頗豐；期間，還創辦了復旦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自己帶隊伍、搞研究。

他是商人。移植改進西方股權投資模式，十幾年間積累了數十億資本，玩轉20余家企業的股權魔方；幾度名列富豪榜前列，人稱“最富教授”。

拋開外界對他的看法，史正富自己說，做學問是個人興趣，從商是機緣巧合。“我沒有刻意追求所謂的成功，只是隨緣。還有認真，干一行就努力干好。”

幸運的是，“投資與政治經濟學研究，兩樣都是我的愛好。”從事這兩項事業的過程令他愉悅，富有激情，至于結果，史正富笑言：“倒成了副產品了。”

讀名校、去留學、師從大家。潛心向學的他曾經每天想的事兒，就是“拿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下了海、經歷挫折、觸底反彈。如今名列百富榜前列的他會說，“只要你學會把苦難乃至不幸轉變為成長的養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史正富，橫跨學界、商界。身懷獨門財技，不忘道心惟微，他的另類存在賦予“士與商”別樣的時代內涵。

“我現在才知道，在學校里，作為一個文人去講理想、談放下，是不難的。但到滾滾紅塵中走一趟，還能保持初心，保持出道時候的赤子之心，那才是真的福氣。”

到了60歲，放下，拿起，再上路。這段感言，或許是史正富所有經歷的最佳注腳。

⊙記者王誠誠○編輯于勇

初出茅廬跨界高材生

史正富說，自己是被時代的大潮推著，出的國，下了海。

在此之前，他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讀完本科、研究生，留校任教。

高考恢復第一年，史正富24歲，從軍隊考上復旦大學。他表現出經濟學研究的天賦，大二就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受到了后來成為其導師的蔣學模的關注。研究生時期就有多篇論文被國家一流期刊發表，還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圖書獎等多個獎項。

這個令周圍師生贊嘆在經濟學領域有“特異功能”的高材生，最初的理想就是做學問。

“畢業之后就是想和一幫同學一起，研究中國經濟變革的現實問題，推動中國經濟學研究達到世界級水平。”因此，赴美求學時，他選擇了同時攻讀經濟學與社會學博士學位，以適應回國后跨學科研究之需。

然而，命運卻被歷史的力量，推向不同的方向。

二十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春風讓在大洋彼岸的史正富也感到絲絲暖意。在朋友的鼓勵及幫助下，他踏上了經商的征途。這一走就是20年。

隔行如隔山。談及剛出道的日子，史正富的最大感觸是，“做企業和做研究完全是兩碼事。”做研究只要把思想搞清楚就可以了。而對企業家來說，大事小事都要想。

剛回國，史正富便加入北京一家公司擔任高管，負責旗下兩家控股企業的管理工作。一家是建材公司，他當董事長；一家是信托公司，他任總經理。

帶著北京公司里10來號人，史正富一頭扎進了位于茅山腳下的建材企業之中。審計、管理……他和同事們從頭做起。

在信托公司，他則大膽創新，說服當地監管部門，在上世紀90年代就推出了代客理財的信托產品，還使用了今天已廣為流行的優先-劣后分級設計。

然而，形勢強于人意。時值1994-1999年宏觀調控時期，建材行業全行業虧損。雖然經過近5年努力后企業已扭虧為盈，但史正富的公司還是決定將建材廠出售給當地一家企業。而發展勢頭良好的信托公司，則因行業整頓被并入了省一級的信托公司。

回憶那5年，史正富說，最大的收獲就是搞懂了企業運作流程、讀懂了報表“背后的事情”，并鍛煉出和企業家打成一片的能力。或許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未來的方向。

投資傳奇困境練就真性情

“不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進行股權投資。當配角！”在學術象牙塔中深耕多年，又經過實業經營的歷練，史正富深感這才是自己的優勢所在。2000年初，他和同是海歸的合伙人一起，從北京轉戰上海，開始自主創業之路，成立了如今被稱為同華投資集團的創投企業。

那一年，史正富已46歲。

起初，他投過幾個互聯網IT公司。那時互聯網正熱，但史正富已看到這個行業是要“燒錢”才有機會，于是不到半年就賣掉所有股權。

有了第一桶金，他開始琢磨長遠大計。“當時中國經濟正進入快速發展期，我的判斷是有技術又有制造的行業將極具優勢。”史正富的投資主題就此成型：參與到這類“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企業的成長中去。

2000年至2008年，他先后投資了中軒生物、華菱汽車、奇瑞汽車、南大光電等項目。之后，這些企業均出現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2009年，同華嘗試進入消費品行業，投資了古井集團，古井旗下上市公司此后連續四年業績大漲近7倍。

從頭開始，用了十來年的時間，史正富掌門的同華投資集團先后完成30多億投資，推動多家企業成了行業傳奇。

功成身就，經濟學者史正富也以數十億身家進入富豪榜。

然而萬事都并非一帆風順。搞投資，當配角，靠的是與企業家合作。史正富一直在學習如何當好股東，如何處理和管理層之間的關系。

“這個過程伴隨著各種磨合，甚至是磨難。”史正富坦言。

2008年金融風暴橫掃全球。正在上市進程中的山東中軒只好作罷。而在企業上市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使得同華與企業管理人之間的矛盾凸顯，再加上新競爭者的進入，這個史正富投了十幾億的企業，業績出現大幅滑坡。

同時，其他項目也大多受到金融危機沖擊。華菱汽車出現虧損；擬定上市的奇瑞也因故推遲。

一系列變局加劇著資金壓力。“投奇瑞的資金來自項目融資，我們對合作出資者有擔保，如果奇瑞不上市，同華要負責回購出資人的股份。這一回購，就要花七、八個億出去。2009年哪有那么多錢？”

面對一連串的危局，史正富和同事們有過短暫的困擾與起伏，但很快就化為平靜的應對與堅韌的努力。

他和其時已擔任中軒董事長的夫人翟立帶領同華的骨干力量，舉家遷往中軒，一住就是兩年多，與員工朝夕相處，直面市場競爭。從而重組形成了團結有力的管理團隊，制定出“二次創業”戰略，籌集數億資本到內蒙新造大型生產基地。

誠意贏得人心，實干贏得主動。隨著內蒙基地建成投產，企業經營漸入佳境，地方政府更多關心，在多方努力下，最終解決了內部矛盾。

經歷冬天的人更知春天的可貴。走出磨難，中軒員工人心更齊了。“這才是最大收獲，”憶及過往，史正富感慨道，“隊伍練出來了。增加了好幾位核心成員，特別是我們的總裁(指翟立)是真的總裁了，她的中軒董事長也名至實歸了。古人云，福兮禍之所伏，禍兮福之所倚，真是至理。”

至于奇瑞項目的回購資金之困，最后應了“善有善報”。了解同華當時的困難后，奇瑞領導層有感于2007年同華及時投資的巨大信任，決定提前還款，讓史正富松了一口氣。

“每個企業都有最難的時候，生死之間就差著一口氣。”經歷過這些起起伏伏，史正富對市場充滿敬畏感。

挺過來了，就是財富。此后隨著經濟復蘇，華菱與南大光電先后上市，中軒恢復高速成長，奇瑞的內在價值也持續上升。他和同華人的矢志堅守帶來了巨大回報。

尼采說，“沒有殺死你的，會讓你變得更強大。”這句經典名言，在史正富身上得到印證。史正富說，“只要你學會把苦難乃至不幸轉變為成長的養分，你就是真正有力量的。”

特立獨行當有企業家素質的投資家

這些年在市場上摸爬滾打，鍛造了史正富獨特的投資路子：投資的企業個數不多，但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大，持股比例高，投資年限長……

“我不是一個太拘泥于理論或門派的人。”史正富說。也有人問他，同華的投資是PE、VC還是產業投資，但他認為這都不是關鍵。

“價值投資歸根到底都是賺企業成長的錢，只要這個根本點找對了，叫什么投資方式沒那么重要。條條道路通北京嘛！”

在史正富看來，每家公司投注較重，能夠把行業、公司吃透，介入更深。事實上，除了初始投資下重手外，有些企業二次增資時，史正富還敢于加注。

這種大膽來源于他對產業和公司的理解，而這種能力與其出道頭五年擔任企業高管不無關系。

“那五年確實都把企業的流程搞透弄熟了，只要看看報表，我就能聯想到企業是怎么運作的。”史正富笑言，同華的投資很少聘用外部中介機構做盡調，決策時間很短，介入企業較深，這些確實有些“另類”。

“史總的投資模式核心是少而精。項目少，投資大，介入深，周期長。投對了，回報很高。好是好，可我們一般投資公司學不了。”對同華熟悉的多位同行如是說。

談到同華投資模式的特點，同華“老人”——現主管投資業務的副總裁黃志堅有自己的理解：“關鍵在于選企業的眼光和投后服務的能力。目前較多的還是有點廣種薄收的投資方法。同華是‘少而精’的路子，就必須有高的成功率。選對企業是前提；但企業發展中出問題也難免，因此要有能力去解決問題；要有足夠時間去等，資金自有度高也是必要的。”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企業在史正富投資時都處于困境之中。有些是虧損狀態，有些甚至“工資都快發不出來了”。

華菱汽車，這家日后的重卡行業知名企業，在史正富投資的時候，還是個沒有客戶、沒有品牌、甚至沒有牌照的“三無企業”。但史正富認準了企業家劉漢如的個人素質和華菱的綜合優勢，快速決策，重金下注，并在二次增資時率先加碼。日后華菱的成功發展與上市證明了史正富的眼光。

南大光電，這家同華投資擔任大股東、2012年上市的企業，在史正富投資時還處在虧損中。他當時的判斷是，行業未來會有一個爆發期，兩、三年要賺錢不可能，但三年五年長期堅持下去，一定能夠大有收獲。

“我認為投資家分兩種，一種是高買低賣追求財務增值的，還有一種是與企業家站在一起，共同創造企業價值的。”史正富頓了頓，“我喜歡后一種。”

另類財技同華故事值得深思

除了基于價值發現的“押寶”外，史式投資的另一大特點是自有資金居多，善用股權合作與項目融資。這也與其價值投資理念，項目投資期較長，需要資金較為獨立有關。

中軒生物、華菱星馬、南大光電……這些從發展初期同華就介入的公司，其至今仍是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持有期已在10年以上。

“想打造一家企業好不容易，我們是價值投資者，在意的是在企業成長過程中創造價值，分享價值。”

這種重“產出”、淡“退出”的態度，要求資金相對自主。據了解，同華投資運用股權合作與項目融資的方式籌措資金，較少走私募基金的路子。

所謂股權合作與項目融資是指：在獲得企業股權之后進行股權運作獲取現金流。簡單做法是，如果企業股權出現較大升值，可找合作方轉讓一部分出去。復雜些的，可成立SPV。在注入項目股權，形成SPV的資產負債表后，一是可以經過資產價值評估，由SPV向海外銀行貸款；二是向專業機構發行可轉換為項目股權的SPV權證。這樣的融資資金屬于SPV債務，出資人不太干預項目企業運行；而對項目企業則是股權。

這樣的好處是，“項目運作比較從容，不太受制于財務投資人，可以專注于企業經營本身。”但是，硬幣的另一面是很難實現。“我這個很復雜，一般人弄不了。”史正富快人快語，爽朗一笑。

和大多數投資公司“廣種薄收”的撒網式投資相比，同華這種“少而精”的價值共創型投資也使其逐漸走出了產融結合的獨特路子。

在目前仍繼續持有十幾家企業中，同華已經是四家新材料公司的大股東，并幾乎接近自己經營。史正富的打算是，把幾家公司打造成為一個新材料企業集團，然后運作上市。因此，同華投資從去年起更名為同華控股，一邊經營新材料產業實體，一邊做股權投資。

“講白了這個模式就像縮小版的柳傳志模式。他的弘毅投資發展這么快，為什么？正是因為有聯想做后盾，品牌效應大，投后運營能力強。”史正富說，“我們雖然企業小，但道理是一樣的。”

“現在出去談項目，不用跟其他人PK出錢多少，很多時候也更受歡迎。一是因為大家可以互助合作，二是企業家認為大家都在經營企業，更有共同語言。”主管投資的副總裁黃志堅說。

對于從商20年來，從經營企業到股權投資再到兩者兼營的轉變，史正富說，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考慮，是為了雙輪驅動，實業與投資互為促進。

在普遍心浮氣躁的PE行業，同華人的這個轉型值得深思。

■人物側記

史正富論“超常增長”

3月20日，富城路99號震旦大廈5樓會議大廳里座無虛席。臺上，史正富正用略帶安徽腔的普通話，就他所著寫的《超常增長》中的原創觀點侃侃而談。

在對中國經濟唱衰聲不止的當下，史正富的聲音獨樹一幟：中國經濟超常規增長至少還可以持續三十年。在他看來，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有著獨特的內在邏輯，優勢已然形成；未來發展空間仍然很大，但不能照搬任何一個國家的路子。

在《超常增長》一書中，史正富認為，當前瓶頸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與基本要素資源短缺的并存，是儲蓄過剩與“錢荒”的并存。一方面大量儲蓄沉睡在金融體系內，另一方面，大部分地區的發展需求還未滿足。

由此，他給中國未來三十年經濟增長開出了“藥方”：通過建立國家戰略型發展基金，把過剩儲蓄引導到對戰略性基礎要素和資源的投資中去，從而一舉同時解決需求不足與要素短缺的問題。

“這些戰略基金進入的是非競爭性行業，其產品是國家長期需要的基本資源。因此長期投資回報沒有問題。”史正富舉例說，中國缺水，但整個西南，每年流入印度洋的水相當于一條黃河十年的流量。如能‘西水東調’，增加一小部分的淡水供應，就能改善整個大西北的生態，整個華北平原的水資源短缺和水污染，也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了。

“對于類似這種行業，光靠市場是不行的，需要國家引導與信用支持。”

對于目前極為流行的中國即將步入經濟危機的觀點，史正富始終不以為然。

“我在美國這么多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來一次‘唱衰中國’的論調，我做了企業才知道，中國這30年取得的這些成就是了不得的事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如此短時間里經歷這么深刻、廣闊的制度變革，同時又實現連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體制有它內在的邏輯和生命力，長期增長正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