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安全國家才安全

國民安全國家才安全

鄧聿文

5月28日，山東招遠發生了一起命案，2男4女共6名兇徒（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只因死者不肯將自己的電話告訴他們，就將其活活毆打致死。

此事震驚了國人，在譴責兇徒的殘忍之余，人們也在反思，是什么使這幫窮兇極惡之徒喪失了起碼的人倫和道德？雖然從警方目前披露的情況來看，兇徒的殘忍與其信奉的邪教有關，但是，人們切莫因此陷入一個誤區，以為信奉某種“邪教”者，都會做出傷天害理之事來。故不應把這幫兇徒的殺人行為僅僅歸咎于他們信奉的邪教迷惑了其心智，就好像不能將旁觀者的無動于衷僅僅歸咎于看客心理一樣，都太簡單。

事實上，這6名兇徒去“邪教”全能神教中尋找心靈的慰藉，并由此而犯下命案，本身就極能說明問題。全能神教是一個產生于十幾年前的邪教組織，雖屢遭政府打擊，卻打而不死，擁有眾多信徒，并甘愿為其獻身，為傳播教義不惜反社會反人類。這個情況本身值得思考。

任何宗教——不論是正統還是所謂邪教，其基本功能都是為塵世之人提供心靈庇護之所，并在天國求得永生。簡言之，宗教的功能是讓人們得到心里上的安全感。人是這樣一個物種，他（她）需要結合成“群”，在“群”中驅去孤獨和怯弱，變得勇敢，擁有安全感，而能夠給人類提供此種安全感的，是家庭、共同體、國家（政府）和宗教。它們雖然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也有交叉和重疊，其中國家（政府）在這方面所起作用尤其重要，特別對一個缺乏宗教傳統的國家而言。政府不僅提供基本的社會和法律秩序，包括合約和產權保護，也提供正義。這是政府最基本的功能。雖然政府不管心靈和信仰的事情，然而，一個能夠保障法律秩序和社會正義，使人們不用擔憂自己的權益受到各種非法和合法傷害的國家，人們的心靈和信仰、精神三者是能夠得到很好安頓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各種打著宗教旗號的極端組織包括邪教組織的發展，跟隨和信從者人數的壯大，說明目前國家提供的社會和法律秩序，公平正義還很不夠，從而使得人們不得不去各種共同體和宗教中尋找安慰和保護力量。這當然不是講政府不重視這方面的生產、建設和供給，可也要承認，社會的法律秩序、公平正義等目前還更多地停留在紙面上，實際落實得不是很好。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恐怕最重要的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國家能力建設問題。

就總的歷史趨勢和走向而言，國家或者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在放松，對人們的自由、財產等各種權利的保護在加強，對法治和社會秩序的建設也在強化，公平正義成為政府的施政方針。應該說，在上述諸方面，情況都要比過去有所進步，在某些局部上甚至有相當大的改善。然而，這并不表示在某個階段某個方面會后退，甚至惡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歷史并非是直線前進的，而是螺旋式上升，這表明在一些階段一些局部出現倒退并不奇怪。

比如，近年國家加強了對海外公民的保護。隨著國力的增加和各種保護手段的增多，國家對在世界各地從事旅游、商業貿易、學術交流等活動的中國公民，其權利和利益的保護比過去要做得好，讓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中國公民感覺到了溫暖，這有目共睹。但同時亦要看到，這種對海外公民的保護還是初級的，剛剛起步，無論是從具體工作部門的保護意識，還是從工作的主動性來看，都不夠，要大力加強，此外，也存在對不同群體的保護差別，以及官僚主義作風嚴重等，當某個突發事件發生后，不能夠靈活處置，往往要坐等上面甚至來自中央領導的指示，帶有一定的滯后性。由于這些方面的差距，導致海外公民的利益受損，引發他們對國家的不滿。這在最近應對越南的反華事件中有所體現。

對企業家財產的保護也能看出國家對公民權益是否有足夠尊重和重視。企業家是促進國家進步的重要力量，他們不但為社會創造財富，也通過這種財富的分配，為社會帶來和諧，影響社會的發展。國家之責任，是通過促進合約的履行和產權的保護，來保護企業家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同時通過分配正義，使企業家創造的財富最大程度有益于整個社會，惠及每個公民。顯然，沒有對財產權的保護，是不可能有分配正義的。但近年來，政府對企業家產權的保護有些退步，一些地方出現了以冠冕堂皇的名目非法剝脫企業家合法財產的現象。這種情況只要發生多起，對企業家群體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影響就非常不好。

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來說，國民只要照章納稅，國家就有保護公民財產和權利的信托責任，有保護國民安全之責。換言之，在國家和國民之間，實際達成了一個隱形和現實的契約，國民讓渡部分權利給國家，并照章納稅，國家保護國民不受外來勢力包括國家自身對公民人身自由和權利的各種侵害。若國民生活在一個國家，隨時感受到恐懼，不論這種感受來自心理上、觀念上還是實際存在的，無疑表明國家在保護公民安全上是存有不足的。

習近平在論述國家總體安全觀時，提出人民的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宗旨，這實際是說，只有國民安，才有國家安。一個國家的安全，是由居住和生活于其中的一個個具體國民的安全感來衡量的，若國民無安全感，則國家必然不安全。因此，在當下的社會轉型期，如何保護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和安全，同時又不大肆擴張政府的權力，是國家在打造總體安全時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