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素史克解聘藥代遭疑 被指讓員工替公司買單

資料圖

GSK或涉嫌違反勞動合同法

嚴格執行內審標準解聘員工引爭議

GSK或涉嫌違反勞動合同法

行賄風波之后，GSK(中國)承諾公司各項運營將遵循最高標準，并以部分醫藥代表報銷不合規為由將其辭退，這引發了不少醫藥代表的抗議。專家認為，根據勞動合同法，GSK(中國)如果要嚴格審查標準，且這個標準涉及員工切身利益，那么其就應該和職工代表或工會協商確定，如果沒有這個程序，GSK(中國)的這項決定就是違背勞動合同法的

法治周末見習記者張舒

從2014年3月末，25名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以下簡稱“GSK”)員工在GSK(中國)上海總部打出“還我血汗錢”字樣的橫幅，到6月初，多地被裁醫藥代表起訴或擬起訴GSK(中國)非法解聘，這些來自員工層面的抗議，讓GSK繼深陷行賄丑聞泥潭后，再一次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去年12月，公司突然宣布嚴格內審。從今年3月起，他們(GSK)以員工報銷不合規定為由，開始了大規模的解聘。”秦陽(化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被解聘前，她一直是GSK(中國)的一名醫藥代表。

“差不多一周裁一批。”秦陽補充道。

急于擺脫丑聞的醫藥巨頭，似乎正在用一種“瘋狂”的方式與過去告別。然而這種告別方式，卻引發了多名醫藥代表的不滿。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材料，隨時準備走法律途徑維權。”秦陽介紹，自5月20日收到解聘通知起，她便和其他幾位來自上海、山東、黑龍江、湖北及江蘇的被裁醫藥代表一起，開始了漫漫“求償路”。

“不能走得不明不白，我自己的合法權益應該得到保障。”這是她堅持維權的理由。

辭退理由被質疑

多名員工欲維權

“最快下周，我們便會向有關部門申請勞動仲裁。”秦陽的代理律師劉峰表示，“后續工作也在準備當中。”

此前的5月27日，河南醫藥代表因被GSK(中國)解聘而申請勞動仲裁一案已經開庭。

時間退回到2014年4月中旬的一天，對秦陽來說，這本應平凡、普通的一天終止在一場談話里。

“那天我的直屬領導突然把我單獨叫進會議室，告訴我要在公司規定期限內提出自動離職。理由是我之前的報銷存在不合規的地方。”秦陽回憶，“他警告我說如果不主動離職，會在收到公司解聘通知的同時，收到一份‘不清潔離職證明’。”

“這份證明足以使得他們無法再從事任何與之相關的職業。”劉峰嘆息。

“就是這個警告，讓我70%的同事，都選擇了忍氣吞聲，默默離職。可我咽不下這口氣，一直沒走。”秦陽說，直到5月20日，來自公司的解聘通知擺在她面前。

事實上，秦陽并不是第一個被GSK(中國)解聘的員工。這場裁員風波爆發自今年3月份，秦陽說，當她收到解聘通知時，“已經陸陸續續有將近1000人離職了”。

對于這一說法，GSK(中國)上海總部相關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并沒有大規模裁員，(總部)也并未獲悉與此事相關的任何訴訟。”

上述工作人員稱，“在中國政府(對GSK行賄案件)的調查開始后，我們在中國強化了對報銷的監督。一旦發現潛在的問題，會進行徹底的審核并根據審核結果作出違紀處分，其中可能包括解除雇傭合同。”

然而在秦陽看來，公司的解釋并不能讓她釋懷。“我的報銷都是按公司章程走的，怎么會不合規？”說到這兒，她有些激動，“公司自始至終沒有告訴我到底是哪次報銷不合規，不合哪條規。”

在秦陽提供的解聘通知里，法治周末記者看到，她因“嚴重違反甲方規章制度”而被辭退，且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而究竟是如何違反了規章制度，通知書里只籠統概括道，“公司審計部門在對你已報銷的銷售費用票據的常規審計中發現，你違背了《行為規范》和《違紀處理實施規定》中的相關規定，該行為造成了前述‘非常嚴重違紀行為’”。

秦陽表示，在她的再三追問下，公司曾將她工作以來的報銷明細返還給她，可并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筆報銷款項出了問題。

對此，上述GSK(中國)上海總部相關工作人員回應稱，對于雇傭合同終止，或不續簽雇傭合同，GSK擁有一整套健全的、包括獨立第三方在內的多方審核體系，并嚴格遵守中國勞動法。

潛規則對抗顯規則

GSK被指讓員工替公司買單

據了解，在河南醫藥代表申請勞動仲裁一案中，案件的矛盾點聚焦在報銷費用的行為是否合規上。

GSK(中國)方面咬定發生疑似“帶金銷售”的行為是醫藥代表的個人行為，公司的相關規定對此是明令禁止的。公司對該行為的發生并不知情，予以解聘合情合理。

然而在醫藥代表提供的電子郵件等證據上來看，關于疑似“帶金銷售”，上下級互相知會的情況普遍存在。

“這就是公司顯規則和潛規則之間的對抗。”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形容道。

而在劉峰看來，GSK(中國)所謂的不合規行為，實質上是公司一直以來的主體行為，不應歸咎到具體個人身上。

據偵查機關在偵查GSK(中國)行賄案時發布的消息稱，在馬克銳就任GSK(中國)處方藥事業部總經理期間，為完成GSK總部下達的高額銷售增長指標，曾全面倡導“沒有費用，就沒有銷量”的銷售手段，鼓動員工“輕合規，重銷售”，將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大肆向醫藥銷售相關部門行賄。

GSK(中國)企業運營總經理黃紅在行賄案偵查時曾交代，在“銷售為王”的企業文化下，“醫學部也好，法務部也好，合規部也好，公司的任何部門都要支持實現更高的銷售目標”。她說，雖然公司也有審計等監管制度，但往往是走過場，不會觸及核心。“畢竟審計人員不是從銷售干出來的，對底下的運作不清楚，或者有意不查。”

在這種制度導向下，GSK(中國)下屬銷售員工開始不斷進行賄賂活動。馬克銳等公司高管人員，在各種公開場合和行政執法部門的檢查中，極力回避和掩護這些賄賂銷售行為，努力維護行賄費用的資金輸出渠道。

秦陽也介紹道，有段時間，公司員工普遍使用2個郵箱，1個工作郵箱，1個私人郵箱。“一些明面上不能報銷的錢款，我的直屬領導都會用私人郵件或電話的方式指導我如何處理。”

同時，GSK前醫藥代表黃馨(化名)向法治周末記者透露，GSK(中國)曾公開培訓員工如何向醫生行賄，普遍做法是用銷售額的近1成作為行賄醫生的“備用金”，幫助醫藥代表做假賬。

行賄案爆發以后，為了重新贏得市場信心，GSK(中國)于去年12月中旬宣布斬斷“帶金銷售”，對其員工考核和薪酬體系作出重大調整，并承諾公司各項運營將遵循最高標準。其后，以此為由，將之前不合規定進行報銷行為的醫藥代表予以辭退。

“之前墊付的很多銷售費用，現在也都報銷不了了，每個人至少幾萬塊。”秦陽說。

據業內人士介紹，反腐風暴前，一些跨國公司的醫藥代表先自行墊付公關醫生費用，然后再找公司報銷，已經是業內通行的做法。而GSK(中國)被裁的近千名員工，不僅報銷未果的“欠賬”將“不了了之”，解聘賠償也因“個人過失”無法得到。

“現在GSK(中國)用這樣的(解聘員工)方式轉嫁矛盾，不僅轉移了公眾視線，讓員工成為了公司行賄行為的替罪羊，還將行賄案中被處罰的大額款項‘榨取’出來，讓員工替公司買單。”劉峰感嘆。

從嚴審查或存程序問題

GSK或涉嫌違法

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GSK(中國)的解聘決定是否合法？

“從目前的報道情況看，GSK(中國)在面臨刑事案件的情況下，的確存在推卸責任，讓勞動者替公司承擔后果的可能。”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理事王向前說。

“從之前的行賄案中可以看出，GSK(中國)的行賄行為是一個公司行為。”王向前介紹，“如果有關部門通過之前認定的行賄案事實和上下級之間的往來郵件等證據，能夠認定GSK(中國)確實存在非書面化的潛規則的話，那醫藥代表可以憑借這些證據證明自己的行為是職務行為而不是個人行為，以此反駁公司的解聘理由。”

“只要勞動者是遵照公司的意圖行事，無論違法與否，責任都應由公司承擔，不能推卸到勞動者身上。”王向前說，“這對勞動者不公平。”

同時，王向前提出，按照勞動合同法第4條規定，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

在規章制度實施過程中，工會或者職工認為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不適當的，有權向用人單位提出，通過協商作出修改完善。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應當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

既然如此，GSK(中國)在嚴格合規標準前，是否召開過職工代表大會？在“最高標準”實施后，是否有員工提出過意見？

針對這些疑問，法治周末記者再次追問了GSK(中國)上海總部的相關工作人員，然而截至發稿時，該工作人員并未給出明確回復。

對此，秦陽介紹道：“公司沒有工會，我們也不知道開沒開過職工代表大會。我只是在去年得到領導通知，說要嚴格報銷制度。”

秦陽回憶，在公司提出嚴格內審前后，她從未參加過相關的討論會議。“只是在今年2月，我簽過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內容的文件。”

秦陽解釋稱，春節前后，公司曾統一提高過員工的薪酬。“之前幾年的加薪通知，都是直接發到郵箱的，今年突然提出要求，讓我們去會議室一個個簽字。”

在秦陽的記憶里，除去加薪通知外，當時還有另外一沓文件和通知疊在一起，需要她簽字確認。“可給我們的時間就1分鐘，后邊又有很多人在排隊，根本來不及看內容，老板就催著我在那幾份文件上簽字。我當時也沒多想，就簽了。”

秦陽說，身邊的同事和她一樣，直到現在也不知道那疊文件里究竟寫了什么。

“GSK(中國)如果要嚴格審查標準，且這個標準涉及員工切身利益，那么其就應該和職工代表或工會協商確定，同時職工也有提出意見的權利。”王向前說，“如果沒有這個程序的話，GSK(中國)的這項決定就是違背勞動合同法的，以此為依據的解聘行為也是應該推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