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人反對雙軌漸進改革 可休克療法問題更大

林毅夫（圖片來源：鳳凰財經）

鳳凰財經訊 7月5日-6日，林毅夫、張維迎、黃有光等國內外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及幾十位教授學者齊聚上海，紀念經濟學家楊小凱逝世十周年，探討經濟學專業領域的市場、產業與分工，同時，分析中國改革歷程與經濟前景。

研討會上，林毅夫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學科的發展”的演講，林毅夫認為，當年很多人反對中國的雙軌漸進的改革，認為這種雙軌漸進的改革保留政府的干預，出現一些所謂制度的腐敗、收入分配的惡化。這個問題確實在中國轉型過程當中出現了，但是問題是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這些問題也存在，而且從某種程度來講比我們國內還更嚴重。

“從目前來看，以主流理論來改造世界的國家，到現在為止基本都失敗了。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或是轉型中國家，根據主流理論去制定發展政策成功的。”林毅夫談到。

林毅夫總結說，主流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這種理論在發達國家本身就不是說不變的真理，對發達國家的現象，不見得就都能解釋。把主流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更容易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象。我們必須自己來認識中國跟發展中國家現象的本質是什么，決定因素是什么，成功跟失敗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以下是發言全文：

林毅夫：小凱一生追求的是中國的現代化，他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學者，希望經過他自己理論的研究跟認識，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所以我就想從中國經濟改革這個角度切入，來談談理論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從這個角度來探討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

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可以講說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連續35年平均9.8%的增長，在人類歷史上面是不曾有過的。經過35年的發展，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1978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連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都不到，到現在，去年6800美元，一個中等偏上的國家。

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6.8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事業做出巨大的貢獻。中國本身也從一個在世界上面微不足道的經濟體，變成在2010年的時候超過日本，變成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到今年年底的時候，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會超越美國，變成第一大經濟體。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國也從一個在國際貿易上面微不足道的小國，變成最大出口國。在2010年超過德國，2013年超過美國，變成全世界最大貿易國。

這樣的一個人類增長的奇跡，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一直到9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連續取得十多年的快速增長，但是大家對中國的前途是沒有信心的。其實即使到今天，很多人對中國的前途還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在80年代、90年代，當時主流的經濟學界的看法，我想大家知道是新自由主義，認為這些計劃經濟體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它的經濟之所以搞不好，是政府干預太多，政府失靈。解決這個問題的看法就是華盛頓共識所講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從90年代初到現在，2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們來看一看轉型的績效，基本上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這些國家當中，少數幾個表現比較好的，除了中國之外。像越南、柬埔寨，推行的都跟中國一樣的漸進的、雙軌的轉型。包括在蘇聯、東歐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其實波蘭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要是有私有化，也是最近這幾年，經過20年以后。波蘭這一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當中表現也最好，因為它金融沒有自由化。那么那些真的按照華盛頓共識去做的，基本上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

當然了，當時很多人反對中國的雙軌漸進的改革，認為如果你用這種雙軌漸進的改革保留政府的干預，出現一些所謂制度的腐敗、收入分配的惡化。這個問題確實在中國轉型過程當中出現了，但是問題是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這些問題也存在，而且從某種程度來講比我們國內還更嚴重。

比如說前蘇聯、俄國、俄羅斯，私有化以后，那么對于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制，給它的補貼，比在國有的時候還多，它腐敗的情形比我們還嚴重。我們收入分配確實也是差距越來越大，但是前蘇聯國家它收入分配差距惡化的程度也同樣跟我們有過之而無不及。

理論是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那么至少從改造世界的角度來看，主流理論似乎沒有幫助這些轉型中國家去改造到一個更好的狀況。不僅轉型是這樣，其實發展中國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發展。那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變成現代經濟學當中的一個分支學科，曾經非常的熱門一個學科。我們知道二戰以后的發展經濟學當時主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當然必須有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要有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那么就必須有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的大產業。發展中國家當時發展不齊，向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大產業，他們認為是由于市場的失靈造成的，因此就主張由政府干預的方式去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直接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

可是現在可以講三代人的時間過去了，實際上表現的情形，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經濟體當中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變成高收入。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們臺灣。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的只有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另外5個是日本跟亞洲四小龍。也就是說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這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長時期陷入在中等收入或是低收入的水平上面。然后少數幾個成功的，除了那八個本來差距很小。亞洲這五個經濟體，他們的發展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都是錯位增長。因為主流理論主張進口替代其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才能夠趕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墒俏覀冎廊毡靖鷣喼匏臈l小龍，是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大部分是中小企業開始，然后推行的是出口導向政策，不是進口替代政策。

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現在回顧起來，主流理論似乎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因為它在說明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落后？轉型中國家為什么沒有效率？好像可以說明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說轉型中國家，認為轉型中國家效率很低，是因為政府干預太多，在干預當中會造成資源錯誤配置等，這個理論來講，講得很清楚。從發展的理論來看，好像也講得很清楚，你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你必須有那樣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有那樣的生產力水平，那你就必須有那樣的產業技術水平，這些似乎都可以說明得非常清楚。因此，有相當大的說服力。

但是，以主流理論來改造世界，到現在為止基本都失敗了。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或是轉型中國家，根據主流理論去制定發展政策成功的，或者根據主流理論去制定轉型政策成功的。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根據主流理論制定發展政策和轉型政策，好像可以把問題看得很清楚，但作為行動的依據都是失敗的。我想最主要，主流理論從近現代開始，從18世紀開始，多是在發達國家發展起來的，是以發達國家的經驗做參照系。你比如說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1776年，在1776年的時候，英國當時已經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

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條件的相適性。發展中國家的條件跟發達國家的條件很大的差異。因此發達國家的理論不見得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更何況，在西方說明主流理論，就像時裝一樣，是一個潮流，這一段時間這個主流理論，隔一段時間又被另外一個主流理論替代。拿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作為參照系來看發展中國家，即使這個理論，道理哪一個理論是真的能夠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參照系，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作為中國的學者以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如果我們想真正推動社會的進步，國家的現代化，那么我們的職責應該是從中國、從發展中國家自己經濟實踐當中的成功跟失敗去了解這個成功跟失敗背后的原因，來總結我們自己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應該更能夠揭示問題的本質、成因跟解決之道。

我個人可以講說在這個方面做了一點嘗試，從94年發表，《中國的奇跡》，今年正好20年。在《中國的奇跡》這個基礎之上提出新結構經濟學，也是一個延續。希望這樣的努力能夠對中國的改革發展的現象做比較好的解釋，以及中國怎么樣去進行這個改革的深化提供一點參考。

我在強調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我提出回歸亞當斯密，但我不是倡導回歸到《國富論》，我倡導回歸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我們知道《國富論》的全稱是把他的研究方法講出來的。也就是說去研究要研究對象的性質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根據這個性質跟原因的研究，來得出你的結論。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最重要的目標是什么？是經濟發展趕上發達國家，達到它同樣的收入水平，發展水平。那我們知道經濟快速發展是一個現代的現象，因為就是在西歐那幾個現代的發達國家，在18世紀以前，人均收入的增長是非常慢的，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在18世紀之前西歐這些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每年只有0.05，也就是說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從18世紀初開始到19世紀中葉，人均收入的增長，從0.05%變成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1400年降低為70年。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15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那么西歐跟西方的這些發達國家，人均收入的增長又翻了一番，每年2%，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從70年降低為35年。

這種快速增長的現象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想我們知道工業革命以后，技術不斷的創新，新的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斷涌現，這個技術的創新跟新產業更高附加價值的涌現，讓勞動生產力的水平不斷提高，我們的收入水平也才有辦法不斷提高。

隨著技術的創新，產業的升級，生產規模、資本的不斷深化跟市場范圍的不斷擴張，在基礎設施以及各種制度安排也必須不斷完善，這樣的交易成本才能夠不斷下降。

所以我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什么？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這個結構變遷包括技術、包括產業、包括基礎設施、包括各種制度安排的結構，無論變遷有多長。

如果說我們要理解一個發展中國家怎么趕上發達國家？我們了解到現代的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我們了解為什么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它的各種制度安排等等結構，它的決定因素是什么？然后什么東西來導致這個結構變遷？我們必須去回答這個問題。

我個人看法是，發達國家他所有產業跟技術的結構都是資本相當密集，以及他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法律、金融、包括基礎設施，都跟他相適應。而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他的產業結構都是在與資本密集的或者勞動很密集的，然后他的金融、法律又是跟他相適應的。我覺得他的決定因素，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所造成的。因為要素稟賦跟他的結構，決定一個國家在每一個時點的總預算，在資本相對多、勞動力相對少的狀況之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是他的比較優勢，是他的競爭優勢的依據。反過來，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是他的比較優勢，也是他有競爭力的所在。

在這樣的決定因素中，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收入水平上要趕上發達國家，當然，必須是在產業結構上趕上發達國家。但是因為產業結構是內生決定于他的要素稟賦結構，因此，在產業結構趕上發達國家之前，他的要素稟賦結構必須先趕上。如果要素稟賦結構趕上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自然會趕上發達國家。相應的，基礎設施跟制度安排，也會有相應的完善。

這是一個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跟決定因素。

由于結構是內生與要素稟賦，一個發展中國家還要實現一個長期可持續的發展趕上發達國家，必須最快速地提升他的要素稟賦結構。怎樣最快速度的提升要素稟賦結構？就是在每一個時點上，根據你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因為根據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你會有最強的競爭力，可以占領最大的市場。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能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在產業升級的時候，還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有的成熟的產業跟技術，有這個后發優勢。這樣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快。那就能趕上發達國家。

但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這是一個經濟學家的語言。怎么樣變成市場自發的選擇、企業自發的選擇？那必須有一個完善的價格體系。這個完善的價格體系必須有完善的市場為基礎。但是現代經濟增長，本身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在這個結構變遷過程中，你必須有先行者，先行者會有很多外部性，并且你在產業技術升級過程中，必須有基礎設施跟制度完善，這不是企業家可以內生于他的決策的，可以內化于他的決策的。所以必須有外部的協調。也就是政府的協調。很多私營企業在同一個領域做相關的投資的改善，有的就必須由國家提供。所以除了有市場的完善，還必須有有的政府。

從這個角度，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主流經濟學界結構主義失敗，因為他想幫助指導發展中國家直接進入發達國家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在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他企業沒有自身能力，除非國家直接動員資源，并給予這個產業里面企業保護補貼，這樣才能發展起來。所以市場失靈，在當時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內生力，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我們看到在發展中國家資源的錯誤配置以及由于這種扭曲造成的尋租行為。新結構經濟學對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新自由主義轉型經濟學也失敗了。我想失敗的原因，是他忽略了當時很多的扭曲式內生。是為了保護補貼那一大批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企業。如果把這些補貼取消掉，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就要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就會造成社會不穩。而且那些大型企業因為沒有新結構的這種思想，而被認為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因此，你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愿意讓他倒閉。這樣就還要繼續補貼這些沒有自生能力，違反比較優勢的大企業。導致的結果，私有的時候，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的時候的尋租積極性更高，并且導致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大。

那么這種新結構經濟學，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轉型過程中達到穩定跟快速發展，多是漸進的雙軌制。因為他承認我在經濟中有一大批大型的，違反比較優勢的大企業。如果不給他保護補貼，他必然垮臺，那么在轉型過程中，就繼續給他必要轉型期的補貼。同時，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現代化的勞動力密集型的這種中小企業進入，并且因勢利導，提供幫助。所以在過程中能達到穩定、快速發展。但是付出的代價，就是為了保護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的大產業而進行補貼，這種扭曲的結果就會導致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現象。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隨著資本的積累，然后要素稟賦的提升，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成符合比較優勢，原來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變成錦上添花，要消除它就必須把保護補貼消除，也就是必須深化改革。

時間有限，我做一個簡短的結論。

我想，理論是為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更重要的，希望從這種認識，去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中國的知識分子是追求中國的現代化。但是實際上任何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跟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有抱負，是為了幫助他們國家的現代化。但是從績效來看，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真正實現他們國家社會現代化的，非常少。原因在于什么呢？因為我們太相信主流理論。主流理論來自于發達國家，這種理論在發達國家本身就不是說不變的真理。因為它是不斷被揚棄的。也就是說，他對發達國家的現象，不見得就都能解釋。這是主流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看，更容易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現象，經常會出現“好心干壞事”的現象。

所以我們追思楊小凱，最重要的，還是認識到我們要國家的現代化，我們要中國經濟學科的發展，必須我們自己來認識中國跟發展中國家他的現象的本質是什么，他的決定因素是什么，他的成功跟失敗背后的道理是什么。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是對人類知識進步的貢獻。這樣提出來的理論，才能真正推動我們國家的現代化。

謝謝。（本文為鳳凰財經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來源，否則追求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