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浩武：作為思想者的楊小凱

我去希臘之前，上海復旦大學韋森教授給我來了一個電話，他問我能不能參加7月上旬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紀念楊小凱10周年祭研討會”。楊小凱一直是我心中非常崇拜的人物，因此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個邀請。

這個會議開得非常之好。同時，它也給我帶來深深的思考。這個思考便是，我們所看到的楊小凱究竟是一個經濟學家的楊小凱，還是一個思想者的楊小凱？

我們作為當年的紅衛兵，作為老三屆的知青，對1968年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小凱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為那篇文章在當時可以說是橫空出世，使當時很多沉迷于文革迷狂狀態的青年人警醒，使他們進入思考的狀態。楊小凱對這一代人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只是這種作用是潛在的，看不見的。我相信當年很多知識青年會和我一樣，因為看到楊小凱的文章而陷入沉思，陷于對中國前途的思考，然后開始認真讀書，去思索中國的前途和命運，進入一種理性的狀態。

楊小凱的這篇文章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聲望，但同時也給他帶來巨大的災難。他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描繪了，他的母親、父親以及兄弟姐妹由此而受到的迫害。他本人也因此陷入了牢獄之災。在那個年代，思考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被康生、江青本人欽定為“現行反革命”，并且被判處10年徒刑。

但是，這個世界上的不幸和幸運總是那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篇文章給楊小凱帶來了不幸，但同時也使他走向了另一條道路。也正是這段牢獄之災，實際上成為他人生重要的起步階段。

楊小凱在牢獄時碰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叫劉鳳祥。根據他在《牛鬼蛇神錄》中的回憶，劉鳳祥對楊小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是楊小凱思想的啟蒙者。

那天朱學勤講到一個情節：楊小凱寫了這篇文章，名聲大震，同時被推入監獄。他在監獄中遇到了劉鳳祥。劉鳳祥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他說：“你們這代人，不要再沉浸在法國革命，歐洲革命和蘇俄革命的紅色極端的光圈里，你們應該從這樣一個歷史循環鏈條中走出來。你們要學英國的歷史，要學習英美憲政的歷史，同時要懂經濟史，要學高等數學，要成為經濟學家。”

這些話給楊小凱帶來巨大的震撼。畢竟他當時還只是個20多歲的年輕人，滿腦子都是紅色文革毛澤東思想的一套理念。他還是第一次聽說英美保守主義傳統、憲政民主的傳統、光榮革命的傳統。

說實在，我那天聽朱學勤講這段后是非常震撼的。

為什么呢？

大家知道，“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有三條思想的傳統：一條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傳統，其核心價值是“揚蘇俄”，他們弘揚馬克思主義傳統，提倡紅色革命，提倡暴力革命；一條是以胡適、蔡元培為代表的傳統。這一派傾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主義，但是他們來自域外的思想資源是法國革命，是大百科全書派，是羅素，杜威，所以他們也和李大釗陳獨秀一樣，強烈地反傳統，打倒孔家店，反對一切宗教信仰；還有第三個傳統，這個傳統鮮為人知，主要是以嚴復、周德偉為代表的傳統、這個傳統傾向于英美的保守主義，憲政主義，傾向于在中國走和平漸進的前進道路。

在這三個傳統當中，前兩個傳統的共同特點，一是反傳統，二是希望通過大規模的暴力激進的革命使中國完成現代國家的構建。但是以嚴復、周德偉為代表的傳統，與前兩種有重大區別。他們比較傾向于英國的革命智慧。也就是不通過暴力、宗教、文化、法律社會的大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局限于政體的革命。他們雖然不拒絕革命，但是拒絕大革命，他們希望在民主、自由和憲政的基礎上來推動社會變革，這點在當時的中國是非常稀缺的。

我是在臺灣了解到周德偉后，我才知道在中國有第三條道路，這就是在“五四運動”時期，不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而是以《甲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但是我感到非常震感和奇怪的是，為什么劉鳳祥會有這樣的思想意識。劉鳳祥非常明確地告訴楊小凱：你們要從紅色革命的鏈條中淡出，你們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繼續循環，而是要傾向英美光榮主義的保守主義模式。我為之感到震撼，因為從劉鳳祥的言論來看，嚴復的憲政保守主義在民間社會是有傳承的。我們不知道劉鳳祥的真實背景是什么，他受過怎樣的教育。我只知道他是作為“極右分子”和“反革命”在1970年4月被槍斃。但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思想，他的精神源泉和思想根源來自何處？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探尋的東西。

因為劉鳳祥這一個事實說明了，其實一直到50年代甚至更晚的時間，在民間，一直還保存著以嚴復、周德偉為代表的支持英美保守主義、憲政民主主義道路的知識分子和這樣一條思想資源。所以通過這個事例使我對劉鳳祥產生了非常強烈的興趣。當然直到現在這個人物一直還被掩埋在歷史的塵埃中，沒有人來發掘，也不知道他真實的情況如何。這個有待人們去探尋。我在這里要說的是，劉鳳祥的思想對楊小凱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楊小凱后來學習經濟學，在普林斯頓和莫納什大學做經濟學研究，包括他利用數學模型為經濟學建立思想體系，實際上都是建立在劉鳳祥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在晚年皈依了基督。在這點上也可以看出，劉鳳祥的啟蒙思想對他產生的影響。我在想，如果可以通過楊小凱往上推到劉鳳祥，從劉鳳祥推到周德偉再推到嚴復，我們去尋找這樣一條保守主義思想譜系，在中國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當然這要求我們去做艱苦的梳理工作，特別是由于殘酷的階級斗爭，他們從肉體上消滅劉鳳祥這一類的人物，所以說很多思想和脈絡就逐漸斷掉了，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再說第二個問題，就是楊小凱在80年代和90年代時曾提出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劣勢”。（楊小凱：中國的后發劣勢）這在當時，中國的一片“后發優勢”的叫好聲中，能夠保持冷靜，分析后發劣勢的經濟學家極為少有。楊小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當年在天則所做了一個演講，其主題就是“后發劣勢”。

楊小凱認為，落后國家由于發展遲緩，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他認為這種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于是后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的模仿實現快速的發展。但是他認為這是一個“詛咒”。為什么說是個詛咒呢？他認為，落后國家由于模仿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很好的制度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來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建立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由于這種巨大的空間，就導致很多后進國家，只重視模仿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和技術模式而不會去認真進行這個國家制度層面的改造。這樣，雖然可以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由于沒有制度變遷，它會給長期發展帶非常巨大的隱患，甚至會造成長期發展的失敗。

楊小凱的這一思想，越來越被今天改革開放的歷程所證明。的確可以看出，小凱是一位極有遠見的頭腦非常清醒的思想家。小凱實際上是在提醒，后進國家在整個現代化轉型的模式當中，不僅僅是發展生產的問題，同時也需要有相應的制度變遷。

說來也非常有意思，小凱是在經濟的發展層面提出這個想法。而這些年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也有些相類似。我一直在探尋的問題是：軸心文明國家現代化轉型的困境。

大家知道，18世紀50年代后，世界進入了新的全球化時期。由于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束，德國兩德的統一，由于英國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全世界都進入了各大文明國家紛紛以西方的現代社會作為自己學習的對象，來開始自強運動以對抗全球化沖擊的過程。嚴格來講中國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開啟了這個過程。

隨著堅船利炮對中國的挑戰，整個西方的文化也開始了對中國的挑戰。最近兩百年的歷史，實際就是西方的文明不斷沖擊傳統的軸心文明，中國的東方文明，而東方文明，不斷地在這種挑戰下去應對去適應的過程。那么這個過程的難點在哪里？現在我們回過頭看，我們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挑戰下要逐步進入一個全球化的過程，這個根本的難點在什么地方？這個難點就在于，我們要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首先要解決的是，學習現代制度必須在觀念上確定它的正當性。

大家知道傳統文明的國家，特別是軸心文明的國家，有自己成熟的價值系統和價值觀，才之所以成為軸心文明。而這種軸心文明是在它自己意識的道路上單向演進的。那么現在要像西方學習，融入全球化進程，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現代的價值系統和傳統的終極關懷之間產生了沖突。因為人們首先要問我為什么要學習這些東西?為什么這個制度是正當的？首先要確認我們學習對象的正當性，   是解決學習問題最重要的前提。不同的軸心文明國家有著自身正當性的最終標準，這種標準與西方的價值傳統肯定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非常強烈的沖突。

我們知道西方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從14世紀的文藝復興到15世紀的啟蒙運動到16世紀的宗教改革到17世紀的產業革命。這個長達400年到500年的漫長歷史過程，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價值觀。特別是基督教新教的出現，對人類文明的演進產生了巨大影響。我們把這種基督教文明的影響，確定為兩個基本的東西，第一是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分離；第二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形成對整個社會正義的最終評價標準。這兩條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基督教的新教，從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加爾文的宗教改革，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變化，即對原有的天主教模式產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馬丁·路德所提出的“因信稱義”——也就是上帝的存在和人們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另外就是加爾文主義所提出的“善功稱義”。這一點，他認為，人們除了對上帝有虔誠的信仰，還應該通過世俗的活動為上帝增添榮耀，他認為所有的世俗的行為，包括商業行為在內，都是上帝的榮耀。一個人只要認真做好自己的職業，哪怕只是一個修鞋匠，把鞋修好，兢兢業業履行自己的職責，也是上帝的榮耀。哪怕只是一個裁縫，你把衣服做好，并有很強的敬業精神，你在為民眾服務，也是在榮耀上帝。這種通過世俗行為也產生榮耀上帝的觀念，推動了市場和資本主義發展。這也是馬克斯·韋伯所總結的“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

這種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分離，是西方整個文化傳統在保持對上帝虔誠信仰的前提下，人們開始在世俗社會、自然科學領域，生產力發展領域都作出了卓越貢獻，推動了世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傳統文明國家在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由于沒有實現終極關懷和工具理性的分離，而使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對制度的變遷受到來自觀念的困擾，而社會不能給這種社會轉型制度的變遷提供價值的正義性。

比如說在中國洋務運動過程中，有人提出要修建鐵路，這毫無疑問是發展經濟的重要標志。試想今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假如沒有鐵路，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但在當時修建鐵路的阻力并不是來自于技術和資金，而是來自于意識形態的阻力。因為當時的儒家學者們認為，火車巨大的轟鳴聲會對埋在地下的祖先的靈魂帶來驚擾。而驚擾祖先是一種“不孝“的行為，違反儒家的倫理。包括當時要修通訊設備，要埋電纜，修電線，也受到同樣傳統觀念的指責。他們認為埋在地下的電的能量，也會驚擾到祖先的靈魂。今天看來這都是荒唐可笑的觀念，但在當時，它實實在在阻礙了我們的進步。這就是說，如果當社會的觀念，不能為工具理性提供價值正義性的時候，社會的轉型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

我們再回到楊小凱。楊小凱在10多年前就看到了“后發劣勢”，這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楊小凱用南北美洲發展作為例子來對比，南美洲雖然資源豐富，北美資源貧乏，但是南美至今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狀態，而北美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那么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狀態呢？他認為天主教和與此對應的普通法對經濟法的影響是負面的，而基督教以及與此對應的大陸法對經濟的影響是正面的，所以楊小凱認為，實際上資本主義也有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外，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時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關系，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經濟發展更快，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又能促使收入分配公平。這就是好的資本主義的特點，而后發劣勢與壞的資本主義又很大關系。

我們來看中國今天的狀況，30年的經濟發展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像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經濟體能夠持續長時間的高水平發展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們看到，由于沒有制度變遷，由于沒有觀念的變化，由于我們沒有建立一套能夠支持社會轉型的價值體系，所以今天我們的社會矛盾逐漸暴露，我們的后發劣勢逐漸顯現。

比如說我們由于經濟發展而付出了慘痛的環境代價，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是人們的幸福感在降低，為什么？因為水、空氣和土壤都受到了嚴重的污染，我們付出的慘重的環境代價，從某種程度上看，得不償失。因為經濟成果是短期的，而環境的變化和改造是長期的。比如說中國如此大面積的水體污染甚至是嚴重污染，耗盡了我們子孫后代的資源，它需要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甚至要非常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到良好的狀態。空氣的污染也是同樣的狀態。我們國土面積的1/4被霧霾覆蓋，對整個民族國民的身體健康造成了嚴重的損害，而且現在來看，這個狀態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處理好，這種代價是非常痛苦的。

我們再看，雖然我們有了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國民財富，但是國民財富的分配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整個分配過程中，在這個國民財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太多的資源和國民財富，而民眾沒有分享到相應的改革成果。比如說雖然我們這些年來經濟不斷成長，稅收不斷增加，財政收入不斷增加。但是作為民眾來講，在醫療、教育、養老、就業、社會福利方面，包括住房，卻依然處于嚴重的困境狀態。這是民眾不能分享到國民收入增長的財富，說明社會財富的分配是極為不公平的，而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貪腐嚴重，社會的貧富差別日益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向政府集中，向國家集中，向少數權貴資本集中，而民眾享受不到分享財富的成果。這就是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今天的社會，我們才發現，楊小凱像一個先知人物，已經預見到了這個情況的發生。

我再說一下第三個問題，即楊小凱和他的基督教理念。大家知道楊小凱是一個基督徒，他非常虔誠地皈依了基督，這次我在上海開會遇到楊小凱的太太吳小娟，她告訴我，他們兩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并且他們的大女兒，已讀完神學院碩士，現在大女兒和女婿去臺灣傳教了。由此可以看出，楊小凱，包括他的家庭和基督教有非常深的淵源。那么有人說，楊小凱信奉基督教是因為他生了病，希望從上帝那里尋找精神的寄托，希望病情有所好轉。其實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楊小凱最先接觸基督教是在1968年，他進入牢房后，他遇到一個基督徒，這個基督徒一直在幫助別人。即使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他表現得也非常淡定。這個基督徒因為寫了一張大字報被判處了10年徒刑，他在監獄時，在當年那樣高壓的政治環境下，在政治迫害面前，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害怕或恐懼。他除了自己每天禱告，還為同房的牢友們禱告，他說是上帝讓他承受苦難。

我覺得楊小凱有很多精神層面的思考和他對基督教的研究是分不開的，他的腦海中是有一種終極關懷和神學理念的。楊小凱自己在文章中曾經回憶，他認為自己比較系統地接受基督教理念是受到了哈耶克的影響。他讀了哈耶克的著作后，發現一個重要觀念，即：自由能夠使社會秩序不斷擴張。那么他在研究基督教的過程當中發現：在經濟上能夠使社會自由秩序不斷擴張的只有基督教。他認為基督教，特別使基督新教對經濟發展對世界和平，也就是圣經中所說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的秩序起著促進作用。

楊小凱認為，意識形態、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和道德準則，決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這個東西決定了政治游戲的規則，決定了法律制度和經濟表現。他認為五四運動后許多人都特別迷信科學，特別是大陸學生，開口就是用科學來衡量來證實，他認為制度不是從科學來的，是從信仰來的，是信仰和意識形態影響到人的行為，使人認識到什么行為可以接受，什么行為不可以接受，這樣形成一個社會共識的機制。

同時楊小凱也認識到，基督教對社會文明的影響就是它有一種第三者功能。他認為一個社會如果運行成功的話，這種第三者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耶穌在天上，上帝與耶穌與人沒有任何利害沖突，既不與人爭利也不與人爭權，更不會去爭超級大國的地位，是一個真正的第三者，而一個和平的秩序非常需要這個功能，如果沒有這個客觀第三者的功能，就像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很多事情無法實現。

我認為楊小凱這種基督教的思想對他的整個基督教的神學理念，上帝存在的意識，對他的整個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次在上海時朱學勤也談到，他與楊小凱在波士頓時，曾交流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楊小凱認為，我們反對職業革命家搞的那種極端政治。他說我們應當用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里站得住腳的經驗，來建立一個有公信的國家。我們爭取民主、爭取法制，但是我們都要有自己正當的職業。要以自己的職業專業能力來建立公信，否則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們和上一代的職業革命者是一樣的，只是跑到國外吃政治飯，然后回國成為第二代職業革命家。楊小凱說，如果我們以第二代職業革命家來取代第一代職業革命家，我們中國的歷史怎么能進步呢？我們怎么能推動歷史的前進呢？我們始終只是在革命的環節上循環。

我覺得這種用職業的方式來證明自己公信力的觀點，完全是基督教新教的理論，體現了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的精神，也體現了加爾文主義的那種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理念。也就是用自己的職業，用自己在世俗社會的行為來榮耀上帝的觀念。由此可見基督教的思想對楊小凱有非常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