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魁反駁郎咸平--國企改革回顧系列

編者按：上世紀70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國企改革也開始啟動。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本世紀初，中國的國企改革都致力于解決國企的債務、效率、盈利等問題。經過放權讓利，產權改革嘗試，承包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國有企業逐步剝離了歷史包袱，完善制度，作為企業主體參與市場競爭。2003年國資委成立，此后，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制改革，上市融資，加上天生享有的特權與壟斷優勢，走上了快速擴張的道路。

經過多年發展，國有企業已經非常“強大”，中企500強中，罕見民營企業排名靠前，前三十位僅有萬科一家民企。國企利用信貸、土地租金等特權以及壟斷優勢與民企爭利，廣泛涉獵到地產等各種競爭性行業，無所限制，嚴重影響了市場的效率和公平原則；同時，由于制度缺陷，國企浪費嚴重，腐敗頻發，引民眾不滿。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企改革的方向是混合所有制，國企改革再次啟動。然而，國企改革中的理念層面、操作層面的很多問題尚未清晰。鳳凰財經將上一次國企改革中的經典爭論、典型案例、關鍵問題逐一回顧，期望能從中總結經驗，理順思路，為目前的國企改革提供一些幫助。

本文為2004年張文魁反駁郎咸平觀點的文章，原載于21世紀經濟報道。

最近，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又一次把目光移向了中國內地，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接連向中國的一些著名企業，如海爾、TCL以及格林柯爾“開炮”。這些批評包括海爾成立職工持股會是“曲線MBO”、TCL的產權改革存在貓膩、格林柯爾是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

尤為令人關注的是，郎咸平還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國企改革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認為，“中國在‘國退民進’中出現的問題和當初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極為相似，都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合法地侵吞國有財產。中國應該立即停止國企的產權改革。”

人們究竟應該怎樣評價當前的國企產權改革以及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制的問題？8月19日晚，《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

產權改革“風向”不會變

《21世紀》：最近有人對中國的國企改革提出了一些質疑，許多正在準備改制的國企和打算參與國企改制的民企都擔心產權改革的“風向”會變。作為多年跟蹤并研究國企改革的專家，你認為人們的這種擔心是否多余？

張文魁：可以肯定，產權改革不會停止，“風向”不會變，因為國企產權改革并不是如某些學者所說，是“不做學問的人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全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后確定的基本方針。

回顧一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就不難看出，黨和政府關于國企改革特別是產權改革的方針政策是系統的、連續的和嚴肅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反復討論的基礎上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幾乎為黨的每一次重要會議和制訂國企改革等重大方針政策組織過課題組，我們每一個課題的調查研究都要耗時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我自己也參加過其中的一些工作，怎么能說是“拍腦袋想出來的”呢？

正確看待國企改革中的負面現象

《21世紀》：郎咸平教授認為，我國“目前已經不存在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爭利的問題，這不是當前經濟改革中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聯合起來侵吞國有資產。”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文魁：毋庸諱言，國企改革中也存在一些負面現象，大約有四方面：第一，國資賤賣；第二，職工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過企業改制來套取銀行資金和進行金融詐騙；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戰略、能力、資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來不錯的國有企業反而給“整垮”了。

在上述四方面的負面現象中，國資流失最受詬病。但是實踐告訴我們，只要政策得當，國資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國資流失的現象在現實中也越來越多地得到了糾正和克服。國務院國資委成立后，先后出臺了《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意見》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暫行辦法》，在清產核資、財務審計、資產評估、交易管理、定價和價款管理等各個環節都提出了明確措施來防止國資流失，同時也對管理層收購提出了規范辦法。我作了一些調查研究，這兩個文件實施后對于防止國資流失的效果是明顯的。毫無根據地夸大國資流失現象、以國資流失為理由來終止國企產權改革，都是不允許的。

關于國資流失的爭議，其實還涉及到對國資質量的判斷以及對改制成本的支付。許多國有企業在帳面上有幾億的國有資產，可能幾千萬就賣掉了，如果不作深入調查研究，可能就會認為這是嚴重的國資流失。其實，那帳面上的幾個億的國資有相當部分可能是幾年都收不回來的應收帳款，或者是在倉庫里放了幾年的存貨，是大量的不良不實資產。而國企目前的財務會計制度并不能及時處理這些爛帳，所以在改制時國資大量“縮水”是完全正常的。

另外，改制時還要進行職工身份轉換、剝離非經營資產、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實現社保并軌等等，需要支付巨額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沒有建立起來，比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業的國有凈資產來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資產都在這個過程被抵扣掉了。

當然，以國有凈資產來抵扣改制成本并不是好辦法，也容易發生暗箱操作，所以我個人一直在呼吁加快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夠公開透明和能夠統籌進行。

一分為二看待MBO

《21世紀》：現在，人們對部分國有企業MBO的做法頗有爭議，郎咸平教授更認為，國企老總借MBO“合法剝削”國有資產，對此，你有什么看法？

張文魁：國企產權改革各種形式中，最受爭議的是管理層收購，即MBO。

我個人并不倡導MBO。客觀地講，許多企業選擇MBO的形式進行改制，的確是希望能以比較低的價格(或明或暗)來購買國有資產，這實際上反映了管理層想以優惠的價格來取得企業全部和部分產權的欲望。

但對于這種欲望，也要一分為二地分析。中國國企高管的薪酬是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是平均主義原則下的薪酬。因此在國企改制時，根據實際情況對國企高管給予優惠性的購股計劃是合理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們中有些人兢兢業業地做企業，把很小、很弱的企業發展成較大、較強的企業，早已完成了由“國家干部”到“企業家”的轉型，張瑞敏、李東生是他們的代表人物，認為他們現在還是國家干部是十分可笑的。對于這樣的企業家，在改制的時候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優惠性購股計劃。

其實，西方在企業重組并購等涉及到管理層變化的時候，也有所謂的“金降落傘計劃”，即要給原管理層一些“好處”，為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除他們對“改朝換代”的抵觸。我們的國企改制更需要通過一點“好處”來取得管理層對改制的配合、來消除改制時的“內部人抵觸”，我把這個叫做“杯酒釋兵權”，看起來“流失”了一杯酒，其實是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我們在這方面為什么就不能學學宋太祖趙匡胤呢？

《21世紀》：應當如何看待格林柯爾等民營企業收購國企的現象？郎咸平教授擔心，中國的國企改革會“俄羅斯化”，這種可能性存在嗎？

張文魁：民企參與國資重組、國企改制，是黨和政府的重要政策。溫總理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今年5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都強調了這一點。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制并不是說一點問題都沒有，但只要按照國務院規范國企改制的精神去做，就可以有效地克服問題。

中國的國企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非常注重改制后企業如何發展壯大、如何一并解決社會保障、妥善安置職工等問題，這是俄羅斯根本無法相比的。現在，中國各級政府都非常注重經濟案件的查處，如果一些民企和一些原國企高管在改制中掠奪國資，會受到查處，如果他們由于盤活國資而建立了財富，我們不但不能“仇富”，反而應該祝福他們。

吳敬璉為什么受尊敬

《21世紀》：近日，顧雛軍已在香港起訴郎咸平，你怎樣看待這場訴訟？

張文魁：TCL、科龍我都去過，我帶我的幾位同事一起做過長時間的調查研究，根本不是郎說的那么回事。

中國好不容易有幾個像樣的企業，有幾個像樣的企業家，他們有缺點，你可以發表批評性的評論，但不能通過這些“爆炸性”的東西來引起轟動啊，這樣的行為哪里還是什么學術研究，根本就離開了學術研究的范圍了嘛，這根本就是濫用“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吳敬璉為什么能得到尊敬？因為他講事實、不編造、不懂的東西不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