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在1919

1919年1月，凱恩斯跟隨英國代表團來到巴黎，參加和平會談。一到巴黎，凱恩斯就忙上了。每天，他匆匆鉆進汽車，從一個會場趕往另一個會場，晚上回來，還得加班加點準備材料、寫報告、“搓”會議文本。

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歷史的軸心。凱恩斯躬逢盛會，他不甘心只做一個旁觀者：他希望能夠改變歷史。然而，身處1919年的巴黎，容易讓人產出一種幻覺，覺得自己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其實，不要說是整出戲，就是在德國戰后賠款這一幕中，凱恩斯也不過是個跑龍套的。

英國財政部并非唯一參與戰后賠款談判的部門。各種游說集團聚集在白廳門外，要求德國必須償還戰爭的全部損失。大英帝國的自治領，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紐芬蘭和印度，和英國一起參加了戰爭。有意思的是，自治領比英國更加憎惡德國。要求一定要嚴懲德國的代表人物就是澳大利亞總理休斯（ William Morris Hughes）。勞合·喬治反復權衡之后，決定讓休斯，英格蘭銀行前任行長Cunliffe和一位律師Lord Sumner代表英國參加巴黎和談中的談判委員會。英國財政部，以及凱恩斯，被晾在了一邊。

政治家關心的是計算政治上的錙銖得失，外交官們爭論的是禮節上的繁瑣細節，經濟學家的優勢就是能跳出政治束縛和繁文縟節，著眼于全局和未來設計政策方案。凱恩斯敏銳地意識到，德國賠款問題其實是和盟國相互間的債務緊密聯系的。英國和法國之所以緊盯著德國的賠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必須償還欠美國的錢。如果美國能夠將英國和法國的債務減免，那么德國的賠款問題就迎刃而解。

凱恩斯從1918年11月就開始思考這一問題。1919年3月28日，他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如果在一戰期間發生的所有債務，以及戰爭賠款，都必須一分錢不少地嚴格支付，將毒化，甚至毀滅資本主義體系。

當然，把所有的戰爭債務都一筆勾銷是不可能的。凱恩斯的建議是，協約國可以讓德國發行戰爭賠款債券。凱恩斯建議，讓德國和其它的戰敗國發行總額為13.45億英鎊的債券，頭五年不付利息，但要確保債券的安全性。德國和其它同盟國應共同為所發行的債券提供擔保，協約國也提供部分擔保。所有發行的債券中，10億英鎊用于償還戰爭賠款，其余則留做戰敗國的戰后重建。這一債券應被視為貸款的最優評級的抵押品。

凱恩斯試圖一石多鳥。德國和其它戰敗國會被巨額的戰爭賠款壓得喘不過來氣，如果通過發行債券償還賠款，能夠讓它們稍微松一口氣，而且能得到資金養活自己的人民。歐洲各國在戰后資金奇缺，連買進口品的錢都沒有，更談不上支持出口部門發展的資金。有了戰爭債券做為貸款的抵押品，歐洲的銀行信貸很快就能恢復，經濟亦會迅速復蘇。美國需要找到一個巨大的出口市場，如果歐洲能夠盡快恢復元氣，對美國的出口也是一個長期利好消息。

這一方案到底能否成功，要看美國的態度。勞合喬治把凱恩斯的方案轉交給美國人。美國的回復很快就回來了。托馬斯·拉蒙特，J. P. 摩根的合伙人，美國代表團里的金融專家，對凱恩斯的方案不屑一顧，他說這一方案“從概念上講是站不住腳的，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看是不可行的。”威爾遜總統給財政部長Bernard Baruch的信里，說出了他真正的擔心：“我意識到這些嘗試是為了把我們跟一個搖搖欲墜的歐洲捆在一起。現在就指望你來幫我挫敗他們的計劃了。”其實，根本不需要總統先生的提醒。美國財政部根本就沒有打算和歐洲合作。歐洲的問題是他們自己的，美國越是幫他們，他們就越依賴美國。干嘛要幫歐洲的忙。

凱恩斯的“偉大方案”無疾而終。他這才感到自己根本無法改變歷史的洪流：要么隨波逐流，要么急流勇退。

1919年5月份，凱恩斯終于看到了巴黎和約的草稿。他大吃一驚。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凱恩斯說，和約草稿中關于戰爭賠款的條款是“不可行的”，“在幾乎每一個方面都極其不明智。”凱恩斯搬出了代表團下榻的酒店，在巴黎郊區找了處公寓躲了進去。他患上了神經衰弱，整夜整夜難以入眠。凱恩斯告訴朋友，自己去意已定，他已經向財政部遞交了辭呈。

1919年6月8日，凱恩斯回到倫敦。從8月起，凱恩斯躲在他的好友格蘭特在東薩塞克斯郡查爾斯頓的一間農舍里。每天早上吃完早飯，凱恩斯就伏在書桌前寫作，一直寫到中午。下午，他會讀讀報紙，拿著鏟子和園藝剪，在花園里精心地除草。下午茶后，他又坐下來，給親朋好友們寫信。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凱恩斯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和平的經濟后果》。

凱恩斯在布魯姆伯利圈子里的朋友斯特雷奇寫過一本《維多利亞名人傳》。斯特雷奇在序言中寫到，維多利亞時代的歷史是沒有辦法寫的，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多了。無知是歷史學家的第一個必要的條件，無知使事實變得簡單明了。聰明的作家，會在選擇敘述角度的時候采用一種迂回的策略，突襲包抄，或是忽然間向幽暗的地方射去一線微光。凱恩斯受到斯特雷奇的影響，在《和平的經濟后果》中有一段關于威爾遜、克里蒙梭和勞合·喬治這三個巴黎和談主角的生動描寫。

凱恩斯寫克里蒙梭：“一位年邁的老人，平時總是把精力留給最重要的場合……常常閉著眼睛，面無表情地靠在椅背上，戴著灰色的手套，雙手搭在前面。”克里蒙梭的最大心愿就是“毀滅整整一代德國人”。

凱恩斯寫威爾遜總統：“一個又聾又啞的唐吉珂德”。威爾遜僅僅有理想，一點也不是狡猾的歐洲政客的對手。他反應速度太慢，理解能力奇差，而且冥頑不化。凱恩斯說，威爾遜在和克里蒙梭、勞合·喬治的較量中最終占了下風：“他被拖進來他們的談判氛圍，按照他們的計劃談判，討論他們的數據，被牽到了他們的道路上。”

凱恩斯在初稿里尖刻地評價勞合·喬治：“這塞壬女妖，這山羊腳的詩人，這半人的訪客，從凱爾特女巫橫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們的時代。”在他母親的勸說下，他很不情愿地把這段辭藻華麗的抨擊刪掉了。但他還是毫不留情地批評勞合·喬治，說他油滑多變，成了議會政治和公眾輿論的人質。

凱恩斯無比心痛地說，“歐洲的未來生活不是他們所關心的，怎么樣才能讓歐洲人有謀生之道不是他們所焦慮的，他們關注的問題，不管是出于好意還是歹意，是國界線的劃分、各個民族的自利、大國間的平衡、帝國的繼續擴張、如何在未來削弱強大而危險的敵人，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報仇、如何把無法肩負的金融負擔從戰勝國那里轉嫁給戰敗國。”當他們需要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時候，卻忙著在地圖上畫國界線。當他們需要把沉重的債務一筆勾銷的時候，卻討論各自欠的錢怎么還。當他們需要一起戰后重建的時候，卻在討論如何懲罰德國。

如果把巴黎和會比作一場戰爭，那么打得最英勇的是法國，輸得最慘的是威爾遜總統，而英國占到的便宜最多。法國人堅持要求德國賠償所有的戰爭費用，而且還要把德國四分五裂、切成碎片。威爾遜總統剛到法國的時候，被人們視為歐洲乃至全人類的救星，他提出的“十四點原則”被英國和法國當做一個笑話。克里蒙梭抱怨，上帝也不過只有“十誡”，威爾遜居然搞出來“十四點”。 勞合·喬治說，威爾遜以為自己是個傳教士，到歐洲來解救異教徒了。克里蒙梭和勞合·喬治之間也有矛盾，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聯手愚弄威爾遜總統。他們明白，只要威脅不加入威爾遜心愛的“國聯”，美國就會讓步。威爾遜一步步地后退，但卻仍然夢想著，只要國聯成立，就能扳回一局。

威爾遜怎么也沒有想到，當他回到美國，試圖說服國會簽署國際聯盟條約時，遇到了極為激烈的反抗。威爾遜并沒有坐下來和反對者談判，而是馬上到全國各地發表巡回演講，譴責反對者，呼吁大家支持他。他明知道巴黎和約漏洞百出，但仍然要把它稱為“蒙了神恩的偉業”。但是，他的努力適得其反。正如美國前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說的，威爾遜“不編造些侮辱性的短語來描繪他的反對者，就解釋不了什么是國聯。”

威爾遜忍著病痛，乘坐總統專列離開華盛頓，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地演講、跟成千上萬名群眾握手。他在科羅拉多州就已經暈倒。到達堪薩斯州之后，他大腦血管破裂，患上了嚴重的腦溢血。他左邊身體完全癱瘓，左眼失明，也聽不清別人的講話。等回到華盛頓的時候，威爾遜已經不能動彈了。參議院輕而易舉地否決了國際聯盟條約。威爾遜辛辛苦苦建立了國際聯盟，美國根本就沒有參加。

勞合·喬治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他善于把各種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間。1919年4月，他在巴黎接到一封電報，370名議員聯名上書，要求他回國報告巴黎和約的內容。勞合·喬治立刻趕回倫敦，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講。他說，你們不能相信那些邪惡的瘋子，要相信全世界的政治家。議會里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等他回到巴黎，勞合·喬治得意地對下屬說，我完全征服了議會，盡管我什么也沒有跟他們講巴黎和談的內容。

如果只賠償戰爭帶來的物質損失，那么法國肯定在賠款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英國主張，要把對平民帶來的損失也算進去，比如對戰爭寡婦和孤兒的賠償，這樣一來，在德國賠償的分配中，英國所占的比例就從20%提高到了28%。勞合·喬治提議，暫時不要在和約中規定德國賠款的具體金額。他知道，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再高的金額一樣會受到公眾的聲討。但公共輿論毫無定形，轉瞬即逝，過不了多久，人們就會把德國賠款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凈。勞合·喬治是對的，英國人沒過多久就不再關注巴黎和約了，他們轉而去追捧一本9歲女孩寫的錯別字百出的幽默小說《年輕客人》（The Young Visiter）。

遺憾的是，德國人沒有忘記，于是，恰如凱恩斯所預言的，不到30年，歐洲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巴爾干地區的人民至今還沒有忘記，1991年和1999年的巴爾干戰爭、伊拉克戰爭、庫爾德人要求自治、希臘和土耳其的矛盾、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矛盾，全部都是從巴黎和約的瓶子中釋放出來的魔鬼。

克里蒙梭曾說，“我不敢說會持續多少年，或許會持續幾個世紀，剛剛開始的危機還會繼續。是的，和約將會帶給我們重負、煩惱、不幸和困難，而且將持續多年。”很不幸，被他說中了。（本文來自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