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中國系列評論

——城鄉中國系列評論（100）

周其仁

本系列評論開篇的時候，是2012年2月。當時不知寫多少篇收場，也全然沒有一個寫作計劃。不過覺得這個題材有意思，諾大一個中國，非城即鄉，以人口分布看，城鄉各一半，城重鄉輕的趨勢，卻日趨明顯。更為重要的是，人口與經濟資源在流動中的集聚，欲罷而不能。多少精彩刺激的現象發生其間，激起思考無限。于是再也不顧深淺，寫一篇是一篇，也算對得起趕上了的這個時代。

回想剛到杜老門下研究農村發展不久，恰逢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于1984年重版。那是費老1947年的作品，當年在西南聯大的教義，后應《世紀評論》之約，分14期連載后，積集出版。記得我們人手一冊，讀得津津有味。題外話是費老闡釋為什么當年要一期一期以短篇發表，答案是40年代末嚴重的通貨膨脹！——“短篇寫一篇得一筆稿費可買米”，若等出書，作者怕早就餓倒了——社會學家的經濟實感如此之好，順便也讓我們明白，為什么《國富論》、《資本論》那樣的鴻篇巨著，是金本位時代的產物。

《鄉土中國》剛剛面世時，中國的城市化率當不足10％。到了1980年代，我們讀到它的重版本時，城鎮化率不過20％。那時耳熟能詳的中國國情，翻來覆去就是“10億人口、8億農民”。不過，80年代初中國的工業化指數卻已經相當可觀，由此我們發現了一個頗有特征意義的組合——“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這也激發了我們的最初思考。

問題在于城鄉隔離。那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把城鄉之間的各個大門都關得個嚴嚴實實。舉凡糧食、農副產品、農村勞力，進城的路線皆不自由通暢。“市場”成了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計劃”則成為社會主義的唯一表征。結果就是嚴重束縛普通人的經濟自由。最為要害的，是不準人們對較高的收入機會作出自發的反應。隨著普遍的權利受限，“身份”就越來越有意義。在資源發生爭用的場合，或者收入機會顯現的當口，“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答案可就有了決定性。

改革拱開了城鄉之間的重重大門。不過，先發力的地點不是城市，而是農村。解決長期溫飽難題的“包產到戶革命”，率先從落后地區的鄉村向外蔓延。事后理解，“逼出來的改革”也難以還有別的范式。接踵而來的，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企橫空出世、農副產品與糧食購銷市場化、農民工進城，變革順序差不多都是農村先行、城鎮跟進。改革與革命相似，都是“農村包圍城市”起家，刨根究底，怕還是“鄉土中國”的底氣與力量。

到了土地市場化，演進的邏輯有變化。出發點毫不特別，那就是鑄入法律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不得出讓與轉讓”。城市要用農村的土地，靠政府征用；城內各方要用土地，由行政劃撥。這套硬梆梆的體制，最早被對外開放觸動——外資要進來，誰給他們劃撥國有土地？土地的市場化改革應運而生。不過這一回，發源地是城市：土地拍賣第一錘落在深圳，首批獲國務院授權試點的，還包括上海、天津、廣州，一律都是大都市。

新一波“土改”源于城市，禍起地價。城市土地不同凡響，不是因為能打糧食，也不是因為能長瓜果蔬菜。城市土地之價值在“位置”——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口、設施、減租、項目和經濟活動的集聚。這是一個嶄新的現象，與世世代代農業文明看重的土壤肥力無關。新變化甚至波及觀念、文化與習俗。譬如1980年代以降，成千上萬負笈留洋的中國學子，再沒聽說過有費老那一輩的故事——老人用紅紙包一捧家鄉的泥土給去國他鄉的孩子壓箱底，叮囑要是“水土不服”，可以拿一點沖水喝下——時代不同了，鄉土之“土”對中國，不如過去那么重要，泥土的神秘性隨風而逝。

始料不及，先合法入市者，僅限城市國有土地而已。應該不是什么人頂層設計的結果，因為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根本就沒這個意思。比較靠譜的解讀，開始是城市土地才賣得起價錢，等到初嘗甜頭，城市政府就不情愿讓農村也來分享一杯羹。“一手征地、一手賣地”的半拉子改革工程，就是這么修成的。當然，觀念、“理論”、說教也幫過忙，諸如“土地漲價要歸公”之說，讓明明走歪了的“土地市場化”，看起來還是一副美不勝收的模樣。一時間，就算老鄉人數再多，天下圍城，我自巍然不動，看誰奈何得了“唯國有土地才有權入市”。

正以為城鄉土地市場搞不起來，新變革卻悄然而至。還是地價惹的禍，看起來“相對價格變動引發制度變遷”，還真是天理不可違。本書基于經驗觀察，發現拱開城鄉土地市場之門，依托的是兩條線路并舉。一條線路是城市政府想多拿地，能拿盡拿之余，一旦遇到也被高地價驚醒了的農民及其集體，就轉向“以城市地租換農民土地”。另一條線路是郊區農民和集體自下而上，“州官入市我亦入市”，搞起形形色色的法外土地交易。兩線并軌處，就是那“城鄉統一土地市場”，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沒有任何神奇的地方。既然城市能從慣于依賴征用農民之貢賦——糧、米、菜、肉以及一切農副產品——轉向依托自由而開放的市場，那么再有十年時光，為什么就不能轉到一個城鄉通開的土地市場？試看21世紀天下的城市，無“城”無所謂，無“市”就寸步難行。中國城市倘若無“市”，斷然擔當不起引領國民經濟增長的重任。

時光荏苒，我們有幸親歷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的轉變。城鄉中國“城”字當頭，可不再是“征”字掛帥。當代競爭力旺盛的城市，無一例外，一概是“市場”打頭，以市場機制引導資源的流動與集聚。由此，普遍的財產權利、特別是轉讓權正得到重新界定。城鄉中國尤其需要法治，以在轉型時期盡制度化的最大努力，把大多數人的活動納入合法框架。好戲連臺，新型城市化的曙光在前，謹與讀者共勉。

（該文為本系列專欄的最后一篇，也是本系列專欄文章積集出版的（51-100）《城鄉中國（下）》的跋，該書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8月正式出版，敬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