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U型挑戰

鳳凰財經訊 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于10日至12日在天津舉行。在《全球經濟最新動態》論壇上，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主任李稻葵表示，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U型的挑戰，就是說從10%的增長率降下來，降到7%、7.5%之間，如果所有這些改革都能夠成功的話，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比現在的基礎有所增加，因為中國的人均GDP現在只由美國人均GDP的19%，中國仍然有巨大的潛力才進一步的增長。

以下是文字實錄：

李稻葵：我想先來提一提美國的經濟，我覺得每一個人似乎都過于關注美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在我看來，從GDP的增長值而言，以及在金融市場的表現而言，美國的經濟復蘇相當不錯，經濟增長非常好，GDP的增長值可能是3%，也許2.8%，也許是2.7%， 基本上離3%差上下，金融資產也是不錯的，房地產也在復蘇，失業率不管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的確是在降低，但的確美國的問題是結構性的、社會性的問題，勞動力的參與度非常低的，歷史以來最低的水平。所以在美國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來分析中期選舉，中期選舉不足兩個月之后，所以我認為這是給Kenneth Rogoff教授的一個問題，如果在中期選舉當中民主黨人獲得很好的結果，那么財政政策將會轉入一種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因為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在大幅度的減少，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大幅度的減少，所以這是我們要考慮的一個非常大了變數。除了貨幣政策之外，我們還要考慮財政政策，就是說我認為美國經濟有可能把注意力更多的轉移到財政政策之上，并且明年會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中國、日本，毫無疑問，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對于兩國的經濟都產生了不良的影響，而對于日本經濟的不良影響比對中國的影響更大，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著增長，中國經濟也在減少對于外部市場的依賴性，而對于日本來說，我們不能夠說同樣的話，所以非常讓人遺憾的是，中日之間的外交關系并沒有處在很好的狀態，不管你站在哪一邊吧，大家可以互相的責怪，但是在我看來，日方過于咄咄逼人，并沒有做出有益的舉措，不愿意承認現實，像這些島嶼爭端。實際上承認現實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如果能夠面對現實的話，我覺得這點首先得要由日方來做到。

能夠和日本的經濟省大臣坐再一個討論組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可能看起來對于中國經濟了解程度比對于日本經濟了解程度更深入，這是可以的，從經濟學家角度說，我非常歡迎外部人士對于中國經濟感興趣，對于中國經濟問題感興趣，很歡迎。對于我來說，中國經濟正處于艱難的富有挑戰性的轉型當中，這樣的轉型是雙重的。一方面，我們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引擎，要讓新的引擎去替代過去的引擎，而另一方面，也必須要進行機構改革，根本意義的機構改革。

過去的兩個增長引擎是出口加房地產市場，這兩個增長引擎正在逐漸的淡出，讓新的增長引擎替代，而新的增長引擎正在逐漸到位，這恰恰揭示了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在減速。我認為目前的減速是暫時性的，換而言之，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場U型的挑戰，就是說從10%的增長率降下來，降到7%、7.5%之間，如果所有這些改革都能夠成功的話，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比現在的基礎有所增加，因為中國的人均GDP現在只由美國人均GDP的19%，中國仍然有巨大的潛力才進一步的增長，而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是什么呢？首先是基于消費的基礎設施投資，這種基于消費的基礎設施投資正在逐漸的到位，但是基礎設施的融資必須要有根本性的轉變，從短期的銀行融資轉變成為長期性的債券發行、低息債券的發行，這場改革必須要完成，來刺激這個新的增長引擎的到位。

第二個引擎，是私人消費。私人消費正在逐漸的復蘇，就GDP的占比而言，私人消費每年在增加0.7%的貢獻率，在今后的3—5年當中，私人消費的占比可能逐漸的能夠上升到占GDP的50%，現在僅僅是占GDP的30%到35%。

第三大增長引擎，是我稱之為中國經濟的綠色化、中國產能的綠色化，從鋼鐵到石化、到電力行業發電，所有這些行業都需要巨額的投資來升級他們的生產能力。

而就改革而言，我認為有兩個改革的步驟，中國現在正在走第一步，那就是一種自上而下式的改革，來清理政府的行為，打擊腐敗，同時大幅度的減少政府對于經濟事物的干預，特別是這種審批制的干預，以及對于經營行為的直接干預。

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在關注中國的法治系統，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的出臺，會勾勒中國全國法治系統重大的改革，這將對于在中國經商的環境產生重大的影響。

改革的第二個步驟，我認為將會在今后幾年當中出臺，將是一種自下而上式的改革，包括國有企業改革的嘗試，剛才大臣先生也講到了國企需要改革，在中國的改革一般是按步就班開展的，在目前這一輪改革當中也是按步就班的。目前重點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正在逐漸的到來，因為現在很多官員，坦率地說，他們需要從一種過去的經營模式，和企業打交道的模式，轉向新的模式，他們有一點不知所措。在這種新的模式當中，監管是基于規則的。

我認為各個改革的事項是有時間表的，比方說在金融市場改革方面，有一個三年期的時間表，通過三年期會讓存款的利率能夠放開，現在貸款的利率已經放開了，然后在這個資本項放開這方面我們也聽到有一個三年期的時間框架，能夠讓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放開。

但是對于政改而言，我現在并沒有了解有哪一個非常清晰的時間框架，因為執行改革是有難度的，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的去做，摸著石頭過河，就像鄧小平先生幾十年前說過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