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司局級公務員：月薪8000何談體面 年收入應該30萬

每一輪關于公務員薪酬的爭論，都會出現“高薪養廉”的聲音。專家指出，單純“高薪”并不能“把腐敗的心理轉化為廉潔的心理”，養廉反腐，需要制度上的設計和監管的落實。

收入水平與廉潔指數有無必然聯系？

談及公務員工資調整，公務員內部及學界的都有“高薪養廉”的建議。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研究員胡仙芝認為，“高薪養廉”一詞把“公務員工資水平”與其“廉潔水平”變成了一個正相關的關系。

“清廉指數與公務員工資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是簡單的正比和反比關系。”胡仙芝指出，據某非政府組織公布的2012年全球腐敗指數報告顯示，全球清廉指數排名在前十名的新西蘭、丹麥和芬蘭(第1名)、瑞典(第4名)，新加坡(第5名)，及挪威(第7名)，其公務員工資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瑞典為96%，挪威為99%。

“一個廉政指數高的國家和地區，其公務員工資水平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平均工資是基本保持平衡的。‘高薪養廉’的‘高’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地區的不同人群對高低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胡仙芝表示，人們看到新加坡公務員工資高，是跟我們國家相比的絕對值高，卻沒有跟新加坡整個社會的平均工資水平進行比較。”

同時，已有案例證明“高薪”未必“養廉”。據公開報道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徐敏杰今年因違規報銷個人費用而落馬，而即便是在該集團公司形勢嚴峻、上市公司大幅虧損的2009年，他仍然拿著519萬元的年薪。與之類似，廣東省汕尾市原副市長馬紅妹連外出開會購買個人衛生用品也叮囑隨行人員開發票回去報銷。

應該“高薪養廉”還是“足薪阻貪”？

“簡單地把‘高薪’和‘養廉’直接劃等號是不妥當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單純“高薪”并不能“把腐敗的心理轉化為廉潔的心理”。“高薪養廉”實際上需要前提，就是有一個嚴格的監督體制、管理體系，進而規范公務員的行為。劉昕指出，在這種大背景下，“高薪”才會強化公務員保持廉潔的動力。

劉昕認為，公務員隊伍的管理和建設，從理念到政策要有一套非常清晰的理念，“如果不能有效預防貪腐行為，不能持續提高行政效率，公眾對公務員的負面情緒就很難消減，調整公務員工資就會有很大難度”。

“‘高薪養廉’基本上已是一個偽命題。我認為應該改成‘足薪阻貪’。”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向記者表示，首先，需要強調一點，現在我國公務員的薪酬結構存在不合理。國際上公務員薪酬制度比較健全的國家和地區，是一個“倒金字塔型”薪酬結構。基本工資占主要構成比，而津補貼是小頭。而中國目前卻呈相反結構。這就造成一些有權力尋租空間的部門會變相為自己增加津補貼的收入，還會造成公務員退休后因津補貼消失造成收入驟減。高波認為，“從貪腐的角度來講，這會造成公務員有一種‘撈現’的行為”。

公務員收入多少才算“足薪”

記者對話各地公務員，試圖了解他們對“足薪”的看法。安徽省某市公務員李明很認可“足薪”這個說法，“我從來沒奢望過啥‘高薪’，我的工作也確實沒啥難度，但是得讓我能養家糊口。”

劉天是河北省南部某貧困縣公務員。他告訴記者，目前他工資是2000出頭，節儉的他覺得“還是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的”?，F在還是和父母擠在一起住，想到未來娶妻生子，劉天覺得“每個月至少4000塊錢左右才是足薪”。“我就是個小科員，大貪大腐距離我太遙遠了。但是將來為了生活，有油水可撈的時候，我不敢保證不動心。”

在某中央機關任職的張博表示，升到司長的人，管理能力、工作經驗相對豐富，一點都不比大型企業的管理層差?？伤麄兊脑滦绞?000左右。在北京這種城市，如果沒有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這點錢何談維持體面的生活。如果是在實權崗位，手里掌控著不少項目、資金，難保“不伸手”。談及“足薪”，張博的心理預期是“司局級的年收入應該在30萬左右”。

“香港特區一個級別相當于內地司局級的公務員，年薪要遠高過內地。但內地有現實情況，都搞成這么高并不現實。”高波強調，但“足薪”是可以做到而且需要做到的，要讓公務員能夠較為體面地維持基本生活，否則就難以遏制貪污腐敗行為和收受灰色收入行為。

“美國的法官，倘若因為腐敗問題而被查處，除了失去公職外，退休收入還要被剝奪。”高波借上述例子來說明，在公務員薪酬結構的制度設計、結構設計還要有一個基本的理念就是平衡，即權利和義務要對等，得和失的風險獲益要平衡。（文中涉及公務員均為化名）

編后語：美國2010年曾凍結約3000名政府公務員開支，以“更負責任地支配稅收收入”；希臘2013年通過一項議案，讓數千名公務員丟了工作，還停發了另外2.5萬名公務員的薪水……在并不總是欣欣向榮的經濟形勢和總是持續加重的公共財政負擔之間，各國政府都在努力尋找解決方案。各國公務員工資制度如何更多體現靈活性？我們可以從中有何借鑒？請關注下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