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金融變革與中國國運

10月12日，少兒圖書館，雪珥演講《錢途與前途：近代金融變革與國運》。南都記者徐文閣攝

嘉賓簡歷

雪珥原名蔣文勝，浙江人，做過公務員、記者、律師，后下海經商，移民澳大利亞；致力于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改革史；兼任文化部恭王府近代改革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大東亞的沉沒》、《李鴻章政改筆記》等書。

乾隆穩定邊疆政策中金融的作用

中國近代的衰敗，絕大部分原因不在于腐朽、反動的統治者，而在于整體技術方面的缺失，不光是傳統意義上的技術，還包括國家治理方面的技術。其中，近代金融的一些變革，既對當時國運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對后來走向衰敗產生很大影響。

清乾隆中期，金融改革對中國的穩定，尤其在收復南疆和打敗西藏的入侵者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759年兆惠將軍即將收復新疆，1793年福康安在西藏基本把入侵的廓爾喀(今尼泊爾)人殲滅，兩場大戰快結束時，兩位前敵統帥給皇帝送的報告差不多有1萬字，一半以上談的都是貨幣政策，都要求在新疆和西藏地區發行新貨幣，認為貨幣政策在之前的亂局中是重要因素。

乾隆中期之前，中國一直是白銀流入大國。據學者弗蘭克統計，有9萬噸白銀從明代一直在流入中國。有學者認為流入白銀數額更高，西方國家到美洲殖民后，開采大量白銀，很多都流入中國。當時印度跟中國做生意，拉出去的是茶葉、絲綢，運進來的是少量的英國工業品，大部分船經常裝的都是白銀。大量外貿順差未必對老百姓是好事。乾隆時期中國物價翻了4倍，米價最高翻了8倍。

當時的新疆和西藏與全國外貿格局相反。一是因為幅員遼闊，跟內地經濟互動不密切，其本身生產力水平較低，大量從周邊國家和地區進口，只能付出白銀。后來因為戰爭，軍需為主的投資注入，讓當地物價上漲，導致白銀進入周邊邦國。

南疆地區的問題是經常被準噶爾勢力盤踞，導致清政府無法行使包括貨幣在內的主權。

西藏的問題是清政府雖有主權，但長期沒有鑄幣工業。整個青藏高原上當時只有加德滿都有一家鑄幣廠，長期以來西藏地區是把銀子送到加德滿都換銀元。看起來是等重兌換，但鑄造銀元會加入其他金屬，尼泊爾當時獲取了一定的鑄幣收益，不超過10%，還可以承受。但隨著尼泊爾被廓爾喀部落統一，鑄幣有時雜質超過50%，尼泊爾就禁止在國內用，但要用到西藏去。此外，廓爾喀統一尼泊爾后，鑄幣印的是國王頭像。因為這兩個原因，西藏地區就禁止使用尼泊爾銀幣，隨后尼泊爾發動戰爭，但尼泊爾低估了乾隆的決心。

在新疆，乾隆決定實行一疆兩幣。在北疆地區用內地的制錢，在剛收復的南疆地區使用新幣，因此使整個新疆出現了兩個貨幣區，這與當時政治上的一疆三治有相似的地方。當時在北疆實行的是郡縣制，吐魯番、哈密實行札薩克制度，南疆實行的是伯克制度。

這個時候戰爭還沒打完，兆惠馬上要發行貨幣，就把軍中鑄炮用的7000多斤銅直接拿來鑄造錢幣。為加快發行新幣，清政府提出實行1：2的老幣換新幣，這個回收不光是為了經濟，也是為了宣誓主權，也是為什么南疆地區在經歷慘烈的戰爭被收復后可以迅速穩定下來的原因。南疆實行單獨貨幣，相當于建立了一個貨幣特區，有效保護了當地經濟，還有就是減緩了清政府財政的負擔。

在西藏地區，戰爭進行過程中福康安就提出要解決貨幣問題。戰爭結束后，清政府在西藏建了一個鑄幣廠，開始全面鑄造自己的貨幣。乾隆在福康安的奏折上批了一句話，就是中外一統，同軌同文，官鑄制錢，通行無滯。

西方漢學家們對當時清政府的這些作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清王朝隨著在中亞霸權主義的建立而帶來的貿易擴張，把新疆和西藏引入了國際貿易范圍。

銀本位和跨國高利貸如何沖擊經濟

再說跨國高利貸。在整個清代，除前期打仗很短的時期，中國的經濟既不閉關也不鎖國，否則怎么解釋巨額對外貿易？中國長期是白銀的主要流入國，因此出現了一個技術上嚴重的問題——— 世界最大的外貿體需要相應的金融體系支撐。

廣東的行商們要滿足進出口需求，就要大量動用資金，但中國當時的融資平臺、融資渠道不健全，是原始的。當時在中國的融資成本，便宜的是2分利(20%)，貴的是6分利(60%)。為了解決巨額資金缺口，商人只有不斷借高利貸，西方有便宜的資金，很自然就進來了。

第二，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大的貿易，小的貿易給了散商，以印度人為主。大生意不讓他們做，小生意中國沒需求，后來他們就做鴉片。但在這之前他們做什么？做資金，這個是東印度公司不做的，清政府對這個不收稅。那時候沒有資本所得稅，你借100萬過來，第二年帶著200萬走人，不征稅，所以印度人開始大量把西方資金帶到中國，形成了熱錢涌入。

第三，中國商人缺資金，為了做生意，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明知道這筆生意要虧，但不可以不做，怎么辦？茶葉你拿走，我便宜一點賣給你，款明年再給我。或者是我缺資金，你先把貨預付給我，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的商品被賤賣。雖然行商之間有決定要統一價格，但是沒做到。為了使成本降下來，就摻假，往茶葉里摻樹葉。英國第一部衛生法，是當時各國通過的第一部衛生法，就是針對中國茶葉摻了很多樹葉。中國茶葉的質量、絲綢的質量大幅下降。這些因素都造成清朝外貿成了一個畸形體系。

中國的貨幣是雙幣制，白銀和銅。白銀有兩大問題，一是銀本位。世界主要國家從1816年英國開始使用金本位，因為銀量太大，尤其是發現美洲后，銀作為通貨的價值不斷下跌。

從1873年金融危機開始，全國銀價下跌，給中國帶來三大經濟壓力。1.白銀大貶值，40年之間跌掉2/3。2.外商定價權。鴉片戰爭后中國商人對茶葉、絲綢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還沒有丟，中國人的定價權到蘇伊士運河開通才被破壞，因為蘇伊士運河刺激，蒸汽輪普及，對中國庫存產品需求量減少一半以上。3.中國產品的質量。中國到19世紀80年代開始丟失對大宗商品的定價權，最后一點經濟優勢喪失了。

銀本位和金本位造成的困難反映在借款和賠款。無論借款還是賠款，借銀還銀就沒問題，但是后來變了。傷害最大的是庚子賠款，清政府向外國賠4億兩白銀，原定賠銀子，過了幾年老外覺得不對，必須修改，按照1900年的匯率賠黃金，這么多年下來了之后，白銀貶值的虧損算在清政府頭上，匯率虧損一年多出1100萬兩白銀，清政府財政因此失控。

白銀還有一個問題，成色不一樣，不方便使用，銅錢也面臨成色問題，這就導致貨幣對商品流通起了阻礙作用。清代開始改革后，先試圖鑄造銀幣，鑄幣利益大銀元有2%，小的有10%，但是沒有中央銀行統一管理，各省自行其是，導致成色又不一樣。

義和團運動后，袁世凱收復了天津，之后經濟已無法運行，缺少貨幣，白銀全被搜刮走了。袁世凱第一件事就是從廢墟里挖出鑄幣機鑄造銅元，使大家有統一的貨幣在用。地方政府發現這是個財源，鑄造1枚銅元，原來是當10個用，但鑄造1個只需熔化4枚原來的錢就可以得到1枚新錢，使地方政府獲得了高達63%的鑄幣收益，于是各地都打報告，造成全國開始大規模鑄幣，導致銅元從1905-1910年貶值高達80%，這對老百姓、弱勢群體影響最大，他們用的是銅元，富裕家庭、官員收入高，用的大量是白銀。

任何的變革到最后，尤其是歷史調整比較大的，一浪浪傳遞下來，一定是底層承受最大的成本。銅元危機看起來是貨幣危機，實際是政治危機。清政府從打太平天國后就不斷失控，軍權、財權都下放了，但收不回來。打太平天國時下放增稅權，地方政府可在各地設官場，征收1%，叫過路費，這是一個臨時措施，戰爭結束沒辦法廢，形成一種依賴。但外資企業是不用交，中國人的貨要過很多關卡，稅要交，外資企業稅都免了，只交2.5%的子口稅，產品在中國境內就可以自由流通，導致當時大量中國資本參與到外資企業。

權利和資本結合下民營企業的異化

資本和權利的關系是中國近現代的一個主要問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為了救亡圖存，人為加速的。那時候搞改革，看到了要商業救國，但中國缺乏資金，各方面技術條件欠缺，資本主義起步是靠政府扶持出來的。大量的企業看起來是民營，實際上主要資金來源是政府，政府直接投資，或者政府給你擔保讓你借錢。

清朝時政府對民營企業發展非常支持，沒有政府的扶持，工業起步不可能。哪怕政府投了那么多錢，有一條牢牢地抓住——— 政府的錢不作為股本，只作為借款給企業，無息和低息。股份是給企業家的，所以政府派人在里面監管非常正常，至于怎么監管那是另外一回事。

怎么看政府這筆錢的性質？我覺得更確切的定位是收益性債券，或者叫股份式債券。政府發行了一筆債券給企業，這筆債券在企業里是有收益，但是政府應該收多少沒有明確說，導致規則沒有健全，所以一方面大力扶持企業，一方面又叫企業捐款。

日本資本主義的起步也是靠政府扶持，但日本政府定了規則，監督什么，管到什么地步，把權利和資本的界限劃清了。中國沒有，就造成大家掰手腕。

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權力的資本化，把權力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生產要素投入進來。當時大量商辦資金來自政府投資，形成“混合所有制”企業，另外就是純民營企業。在1904年前，“混合所有制”占上風，政府投資是每年新增投資的主力。

1904年，純民營企業才超過“混合所有制”企業，但數字有水分。1903-1904年后，就是義和團戰爭后，清政府大力發動官辦企業改制，大量改為私營企業，主要是前政府官員得到這些股權。從1903年后的晚清新政，中國就進入了第二階段的資本權力化，也就是說在第一階段將近40年改革中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繼續改革之下變成了民營企業。

資本權力化體現在什么地方？當時政府資助的產業是鐵路基建，企業還是沒錢，政府又不投，怎么辦？政府給你政策。各省組建一個鐵路公司，政府給你強制增收資本金政策，叫以租為股，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四省是最大的，強行向老百姓攤派資本金，公權力讓給了私營企業，這是晚清最后10年大規模扶持私營企業最大的一個特點。

所以，1910年實行鐵路國有化是全民擁護。為什么？因為那個是變態的民營企業，不是現在這種民營企業，是拿到公權力的民營企業。原來政府還可以監管它，現在成了民營企業，體制內的反腐程序管不了。鐵路原來在國有體制下是有產權的，私有化之后，腐敗問題解決不了，企業和所謂的股東之間產生了沖突以后，政府已沒有足夠調控能力，這時候就會產生巨大的沖突。

尤其是四川鐵路公司，講起來是民營企業，7000萬老百姓是股東，但股東是被迫當的，脫離了股東的監管，用當時戶部的話說“叫協官以欺商，協商以蒙官”。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堅決認為在政治權利制衡達到一定程度之前，任何對國資產的私有化都將是不可逆轉的災難，另外，任何對大規模集資的酷愛都將是一場災難。(本文為嘉賓2014年10月12日演講稿，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