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農村小孩上名校概率低

鳳凰財經訊  11月26日，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主任張明在新京報舉辦的“對話中國青年經濟學人”論壇上表示，今天中國經濟增長乏力的很大一個原因在于，勞動力資本出了問題——過去中國家庭大量投資子女教育的情況不復存在了，因為那時候的教育“高回報率”已經今非昔比。

“農村的小朋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還是個二本三本，現在的教育資源的分配，農村的小孩上北大清華的概率越來越低。上大學學費一看一年一兩萬，所以他上學就是家庭舉債，畢業之時就是家產的破產之時，他們投資于子女教育的幾率越來越低。”張明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低收入階層不愿意把錢投入在子女教育，人力資本下一步就會出問題。

以下是張明發言實錄：

張明：非常榮幸，能夠再有機會跟夏老師、跟賈老師，還有趙老師一塊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學習研究經濟學對我最大的受益就是可以幫你系統地思考，我大概花十分鐘的時間，帶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思考的。

首先我覺得三架馬車消費和投資和進出口是研究短期波動的一個好的框架，但是它不是一個研究中長期的一個好的框架，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生產函數，左邊是經濟增長率，右邊有三個變量，第一個是勞動力，第二個是資本，我們也可以分解成資本的資金的來源和資本的投資效率，最后一個叫全要素生產率，它是指除了勞動力和資本之外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一般來講有兩塊很重要，一個是制度、一個是技術。

下面我花更多的時間，大概5分鐘的時間把它講一講為什么中國經濟到了今天增長乏力，為什么我們認為，沒有大的結構性改革，經濟一定會下臺階呢。

我們先看勞動力，從勞動力來講，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速增長，有兩個人口紅利，指的過去三十年我們勞動人口占比上行，會帶來更高的儲蓄，會帶來更高的投資，也有很強大的消費。這個可能大家知道出了問題，計劃經濟是把雙刃劍。我們的人口紅利是過去的一二十年我們有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從農村涌向城市，給中國每年制造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在我們進入WTO人口紅利二密不可分，現在你去一個農村，能夠出來的已經出來了，最典型的驗證市場供求比例失衡發生轉變的標志就是農民工的工資——97年到2007年農民工的實際工資基本上沒有變化，08年到現在的差不多七八年間，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大概在15%到20%以上。

決定質量的人力資本，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高速增長與我們的人力資本積累密不可分，中國人家庭有沒有錢，都喜歡把很大一筆錢投資于子女的教育，特別是對于我們低收入階層來講，在八九十年代，一個農村的小孩通過自己的努力上了一個大學，大學畢業的時候找到一個工作，改變了全家的命運。我覺得這就是中國夢的中心，不管什么階層，都愿意大量投資于子女的教育，核心是因為子女的教育回報率很高。現在大家知道出了問題，我們還是以農村的小朋友為例，農村的小朋友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還是個二本三本，為什么呢？因為現在的教育資源的分配，農村的小孩上北大清華的概率越來越低。上大學學費一看一年一兩萬，所以他上學就是家庭舉債，畢業之時就是家產的破產之時，他們投資于子女教育的幾率越來越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低收入階層不愿意把錢投入在子女教育，人力資本下一步就會出問題。勞動力的數量整個都出了問題。

我們再來看資本，資本第一個是資金的可得性，中國過去三十年高投資，沒有向國外借錢，因為我們的高儲蓄大于高投資，我們有資金富余，但是隨著講的第一個問題，人口紅利，隨著老年人占比的上行，儲蓄率資金來源未來不一定能支撐你更大的投資，意味著你要再投資的話，你就必須要有舉債，無論是內債還是外債，換句話說，我認為中長期的實際利率一定會上行，企業的投資成本中長期來看一定會上行。

第二個問題投資的效率，過去三十年高投資帶來高增長，主要的問題高投資形成高產能，高產能碰到了高需求，中國經濟增速很好，國內需求高漲，高產能形成的是高利率。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的四五年，金融危機爆發，外需萎縮，國內增速下降，再和高產能一匹配，龐大的過剩產能，制造業的過剩產能幾乎所有產業都談到了，中國的過剩產能至少在40%以上。   

基礎設施行業同樣有過剩產能，大家看一下在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利用率非常低，貸款利息都很難還，不要說成本了。成本出了問題。   

最后，要素和技術，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與我們的技術進步很快密切相關，我們有一個技術的后發優勢，當你技術和全球的技術多很多的時候，你可以通過簡單的拷貝復制、引進，就可以提高技術水平，而且當你很弱小的時候，胎兒的時候就說你用吧，你對我沒有挑戰的，不管你。   

但是現在大家知道出了問題，隨著中國成了全球老二，你本身的全球水平差距越來越小，知識產權的問題開始來了，現在你再想從國外去引進就很難了，你要自己創新，自己創新又面臨國內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不合理競爭的問題，人力資本放緩的問題。   

最后一個是制度，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高速增長，與我們差不多每個十年有一個大的創新有關系，80年代，責任制改革，90年代是一系列的改革，97、98年左右，從分稅制到房地產市場，到國企的改制分流，最后終結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但是過去的這十年，重要性上列出一個和前面我提到的改革相匹配的改革，沒有。所以說如果沒有一次莫大的制度創新能夠幫你提振全球市場。   

這就是我列出的問題，路在何方？增長點在哪兒？要緩解勞動力數量的問題，計劃生育政策必須要取消。這還不行，為什么呢？計劃生育政策取消，先是兒童的比例上升，會導致勞動人口占比進一步加速下降，過了二三十年之后情況會好轉，這是第一。   

第二，你要讓農民工真的掙錢，我的一個朋友復旦大學著名教授做了一個研究，現在農民工在城市的真實消費是很低的，他說只要你給農民工一個真正的城鎮戶口，給他教育、醫療、養老的服務均等化，一個農民工的平均消費能夠提高40%，所以戶籍制度改革必須要加快。意味著你要提高低收入階層未來教育的投資回報率，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正在逐漸地下降，你要打破這樣一個社會階層板結化的情況，要給草根階層實現躍升的空間。   

投資，人口老齡化導致儲蓄的下降是不可避免，未來錢會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對投資來講，對中長期來講，利率上升不可避免。我們既可繼續擴大投資，我們的藍海在服務業。中國的服務業有很大的投資機會，服務業要投資又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但凡是高利潤的服務業部門都被國有企業壟斷著，所以說要擴大服務業投資，必須打破國企的壟斷。   

然后，技術和資本，技術我講過了，你要提高國內的自主創新的步伐，知識產權的保護要加強，過去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一個優勢，現在成了我們的一個短版，國內的教育體制要改革，人力資本的基本速度要上升。   

最后一個是制度，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對新一屆政府，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抱有很多期望的原因，因為決定里邊有很多的藍圖，如果真的推行，它的重要性和十年一次改革的重要性相匹配，我們不知道是國企的改革，還是土地改革？還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我覺得新一屆政府迄今為止還沒有把重心放到行政改革上來，如果說明年以來，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保增長的壓力進一步上升的時候，恐怕新的政府會對經濟改革調整權重。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