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冬文：公益小貸的出路在于市場化

本報記者馬廣志北京報道

劉冬文，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和農信項目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1973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縣，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1996年開始參與扶貧工作。從政府職員再到扶貧基金會，再到今天掌管中國最大的小額信貸社會企業，基本經歷中國扶貧事業近二十年來的風風雨雨。

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扶貧事業幾經探索和創新，尤以1993年小額信貸機構出現之后的影響最為深遠。而劉冬文是中國小額信貸發展歷程中一位重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從他的視角來重現中國金融扶貧事業和小額信貸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而且，他關于中國金融扶貧事業發展的思路、走向與精神方面的認識，對于我們也頗有價值。過去的探索有助于未來的前進，我們希望能借劉冬文的視角，促使大家進一步思考中國金融扶貧事業和小額信貸的未來。

傳統扶貧費力不討好

《華夏時報》：以你對農村的了解，你如何看待這些年的扶貧工作？

劉冬文：在1996年到2002年期間，從政府到民間，對于扶貧工作有很高的熱情，也投入了很多的資源去開展各種扶貧項目。但在扶貧過程中，我們發現，過去那種把錢白給貧困農戶的做法不合適，所以就考慮把錢換成物，比如換成牛、羊送給農民，讓農民發展種養殖業等創收性活動，以增加農民收入，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但在這過程中，我發現也有很多問題。比如說有時候牛羊到不了窮人的手里，因為各種有關系的人或機構會把扶貧的錢或牛羊給拿走了。有的時候，即使牛羊等到了貧困農戶的手中之后，牛羊養了沒幾天卻死了。其中具體原因呢，有的說是政府送的牛羊體質不好，或者中途感染什么病了，養不活；也有的說牛羊掉下懸崖摔死了（其實就被農民吃掉了）。

《華夏時報》：這種扶貧只能是“授之以魚”，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劉冬文：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和民間都在提倡一種“產業扶貧”模式，或者叫“公司加農戶”模式，大家把許多扶貧資金都投到了企業項目上。結果發現，受益的往往是那些企業家，而真正的窮人卻得不到扶持。

于是，我在參與扶貧工作六年之后開始思考：怎樣才能把扶貧資源用于真正的窮人身上，讓窮人真正受益，并擺脫貧困。當時我正好讀了著名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一本書——《發展即自由》，他是一位出生在印度的經濟學家，曾于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提出一個觀點，是說一個窮人如果要脫貧的話，首先窮人自身要有發展能力，否則讓他真正脫貧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如果不能讓窮人的能力不斷提升的話，所謂的扶貧也只能是“救濟”而已。

除了能力之外，還要考慮發展環境。窮人的生存環境很重要，且不說我國西部地區有很多地方其實是不太適合人類居住的，或者說不太適合大量的人居住。因為當地的生態承載量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再多的扶貧投入也難見成效。此外，如果窮人生活的社會環境不穩定，比如說像阿富汗、伊拉克等戰亂頻發的國家，你怎么去投入扶貧也是沒有用的。

還有就是發展機會。如果窮人有發展能力，社會也比較穩定，他們只是缺乏一些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在這個時候扶貧項目的介入才會有成效。

“立志于成立

中國的鄉村銀行”

《華夏時報》：有那么多的苦惱，做公務員又是很多人的夢想。你為什么選擇了離開？

劉冬文：當時我的確是做過許多的思想斗爭的。但最后思考的結果就是，留在政府的話無非是走仕途,但是我真的想為貧困地區做點實事，同時我也真的想去找到一種方法或者一種途徑來“扶真貧，真扶貧”。

《華夏時報》：思考的結果就是做小額信貸。

劉冬文：對。我發現我國的窮人主要分布在農村。相對城市人口來說，農民雖然有土地，有勞動力，也有發展意愿，但是缺少發展機會，缺少市場信息，更缺少資金支持。

正好，當時我接觸到了孟加拉國的尤努斯教授開創的小額信貸扶貧模式，當時就感覺這是一種很不錯的扶貧方式。在了解了國際上的一些小額信貸理念和實踐后，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去做小額信貸項目。

《華夏時報》：中國最早的小額信貸機構是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扶貧社”，后來小額貸款機構一度得到迅速發展，那目前是一種什么狀況？

劉冬文：當時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小額信貸事業已經發展得非常成功，但在中國卻還沒有真正做起來。從1993年到2002年，中國最多的時候有300多家小額信貸機構。但隨后有不少機構逐漸關閉或結束業務。于是整個扶貧小額信貸行業就慢慢地開始萎縮了，社會上也沒有太多的人去提小額信貸了。你也許會說，現在中國的小額信貸行業很火啊！因為目前中國有將近9000家小貸公司呢！其實，這些都是純商業目的的小貸公司，而并非我們所說的扶貧小額信貸機構。

扶貧基金會的小額信貸項目是基金會的現任執行會長何道峰先生于1996年發起成立的。他當時就說：“為什么尤努斯教授能在孟加拉建立一個孟加拉鄉村銀行？按說跟中國比，孟加拉國的各種環境都不如中國，為什么尤努斯能夠成功，而中國卻沒有出現一個鄉村銀行呢？”何道峰說：“我們現在開始要立志于成立中國的鄉村銀行！”

現在來看，我們正在逐漸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和愿景。截至2014年11月底，扶貧基金會的小額信貸業務，也就是今天的中和農信小額信貸業務已經覆蓋全國16個省133個縣（其中大部分是國家級、省級貧困縣）。累計發放農戶小額貸款91萬多筆、81億元，貸款余額17.5億元，存量貸款客戶超過23萬戶。

《華夏時報》：你有何體會？

劉冬文：說實話，自2002年機緣巧合進入扶貧基金會做小額信貸，到現在一晃就12年了。回過頭來看，我們基本上實現了當初的設想，對此我還是感到蠻欣慰的。

村鎮銀行服務不了“村鎮”

《華夏時報》：小額信貸在中國農村發生發展的背景是怎樣的？

劉冬文：按照國際慣例，小額信貸就是要給那些無法享受傳統金融機構服務的窮人提供金融服務。如果說傳統的金融體系能夠給窮人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務，那就用不著小額信貸機構來折騰了。但是，我們看到一直困擾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的難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

一是農村貸款難。農村無論誰貸款都不容易。大、中、小企業、農戶、富裕戶貸款都很難，許多金融機構的貸款在農村地區貸不出去，即使貸出去也難以收回。

二是農戶貸款更難。農村企業可以在當地找找關系，想想辦法，也許還能從銀行貸款，可是農戶卻難以辦到。

三是貧困農戶貸款難上加難。曾經有個非官方的統計數據：中國每年在農村發放的扶貧貼息貸款規模超過150億，但農戶貸款到戶率僅為1.5%。也就是說，只有1.5%的資金到了農戶手里，但是這1.5%是不是真正到了貧困戶手里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的扶貧貼息貸款主要是通過銀行發放。而銀行機構在選擇客戶的時候，一定會優先選擇那些大企業和有關系的能人。這就是農村金融的服務現狀，當年是這樣，12年之后的今天還是這樣。

《華夏時報》：按說現在郵儲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覆蓋率很高啊，而且從2006年開始發放牌照，建立了不少村鎮銀行。

劉冬文：郵儲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在中國農村的覆蓋面很廣泛，這點不假。但這些機構難以覆蓋貧困農戶。或者說，他們為窮人服務的意愿和能力等不夠。因此，現在的中國農村，不缺金融機構，但缺乏真正為農民，特別是為貧困戶和中低收入農戶服務的機構。

2006年以后，國家開始鼓勵成立村鎮銀行。成立村鎮銀行的初衷是讓它在村級或者縣一級成立社區銀行，為當地的老百姓服務。但是現行的監管條件和準入政策等導致村鎮銀行并不會真正服務于農村。因為村鎮銀行的發起行必須是商業銀行。而這些商業銀行往往會把村鎮銀行當成它的一個分行或者支行，并沒有改變過去大銀行、商業銀行看待農村的那種方式和眼光。換句話說，村鎮銀行并沒有任何新的創新、做法和發展思路，依然是傳統的金融思路。

村級資金互助社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合作金融模式，可是監管部門覺得對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監督管理難度太大。銀監會在3年以前就不怎么批準成立村級資金互助社。截至目前，各地也只有49家村級資金互助社。

還有小額信貸公司。現在全國將近9000家，但是基本上沒有為農村提供服務的。他們平均單筆貸款去年的統計是一百萬，什么人可以借到一百萬？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不是一般的農民，更不是貧困戶。

所以這四類機構盡管說以扶貧或者是以支持三農、支持小微的初衷而存在或者發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起到支農、支小的作用。政府是想通過新機構的出現來推動農村金融服務的改善，但實際上作用并不明顯。因此，我認為無論什么樣的機構，穿什么樣的馬甲，起什么樣的名稱，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對農村，對農民的看法，并采取創新的服務理念、方式和方法，是很難惠及到底層老百姓的。

要把農民當成正常的商人

《華夏時報》：你是如何定位中和農信的金融服務呢？

劉冬文：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越是貧困的地區，民間借貸越是發達。因為傳統金融機構難以在貧困地區服務貧困農戶，因此農民只好求助于民間借貸。但民間借貸最大的問題是不規范、不專業、不可持續。

中和農信的定位就是要成為傳統金融機構的有效補充，并替代不規范、不專業的民間借貸行為。我們主要是希望能證明三件事：第一，中和農信能夠服務于那些不能夠從銀行貸到款的弱勢群體、那些一般農戶和貧困農戶。他們不僅能把貸款用好，而且收益率還不錯。第二，中和農信本身能夠實現可持續運轉，這樣的話就能可持續地給老百姓提供服務。第三，通過我們的專業化服務，把大銀行提供的批發貸款再零售給貧困農戶，從而為大銀行服務農村的小微客戶建立一個有效的渠道。

總之，中和農信想做的事情就是在銀行和農戶之間搭建一個橋梁，打通農村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華夏時報》：有人抨擊你們，說你們實際貸款利率達20%，是在剝削窮人。

劉冬文：只有高利率才能保證窮人受益，利率太低了窮人根本拿不到。這也是全世界小額信貸機構的共同特點之一。再者，從中和農信貸款，利息是農戶要支付的唯一成本。如果我們的貸款客戶要去銀行申請貸款，除支付利息以外，往往還有很多的間接成本或隱性成本。比如說往返的交通費、打印各種資料費、誤工損失等各種其他費用。

《華夏時報》：隨著國家“優先發展扶貧濟困類組織”政策的出臺，會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從事小額信貸業務，你對他們有什么寄語？

劉冬文：首先，必須堅守小額信貸的扶貧宗旨，必須為窮人服務。其次，必須堅持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按照企業家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第三，要把貧困農戶當成正常的商人或企業家對待，相信他們完全能夠用好貸款，而且能夠承受市場化利率。第四，要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來籌集資金，以覆蓋更多的貧困農戶。最后，就是小額信貸機構一定要設法把自己的機構做到可持續，這是我們的根本出路。如果不能做到商業可持續的話，你就沒有辦法證明或者是說服更多的人參與和支持小額信貸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