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債清理殃及固收市場 地方財政背書“大退潮”

本報記者李碩北京報道

一場由地方債清理牽引，且可能導致地方財政信用背書“退潮”的寒流正向固收市場襲來。

12月17日，受到烏魯木齊財政局《關于撤銷烏財外〔2014〕59號文件的聲明》（下稱聲明）將“14烏國投債”移出政府專項債務的影響，信達證券發布公告稱，決定中止14烏國投債的發行計劃。該事件并非孤例，12月11日，常州市天寧區財政局將“14天寧債”移出政府債務。

值得一提的是，當下監管層針對地方債增量的各類“封堵”也在其他領域齊頭并進。如基金業協會最新下發的資產證券化（下稱ABS）負面清單中，也將地方政府及平臺類收入列入其中，而更早之前企業債與平臺類私募債，亦受到監管層的諸多限制。

眼下的一切，又與明年起施行的新《預算法》和國務院10月初下發的43號文（《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以及財政系統傳達的《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相互呼應。

有業內人士認為，除場內標準化的固收產品外，當前地方債治理的影響還將向場外的信托、資管類業務擴散。

城投債承壓財政背書“退潮”

固收市場中的財政背書的“大退潮”正在不斷刷新市場預期。

12月16日，烏魯木齊市財政局的一份聲明將即將發行的“14烏國投債”推上風口浪尖，根據聲明內容，“14烏國投債”將從政府專項債務中被剔除；無獨有偶的是，此前國信證券承銷的常州市“14天寧債”的“政府專項債務身份”亦被當地財政部門“撤銷”。

而在有關撤銷聲明發出后，兩只失去身份的城投債分別遭遇了延期發行和中止發行的命運。在業內人士看來，政府債務身份的“撤離”，將同時殃及城投債的一、二級市場。

“14烏國投債是在簿記建檔日之后被取消政府債務資格的，那么對于新發城投債的政府信用背書不確定性增加，投資者會更加謹慎。”中投證券認為，“對于城投債的投資邏輯分歧加大，一級市場發行受阻的同時，會引發二級市場的繼續調整。”

而除企業債外，針對地方債的封堵亦在私募債層面醞釀、早在今年10月份，交易所曾一度對平臺類私募債備案“暫停受理”，并在該窗口后，其相應的發行額度也呈收緊狀態。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券商固收人士處獲悉，當前對平臺私募債的監管仍然為名單內平臺“一對一擔保”，即一家平臺公司僅能擔保發行一單私募債，不過名單外的平臺并不受限制。

“現在銀行因為43號文，對平臺類項目已經變得比較謹慎了，所以平臺私募債的發行和對接也比較困難。”上海一家券商債券承銷人士透露，“我之前有一單3億元的私募債最后沒有發成。”

值得一提的是，當下對地方債的治理重點，并非集中在信用風險防范上，而是針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區分、甄別以及存量轉換。

“其實地方債的風險并不在兌付上，而是在它的透明度問題，市場分不清哪些屬于地方債務，哪些是純粹國資企業債務，”深圳一家國有大行信貸經理認為，“因為融資平臺模式的泛濫讓真實的地方政府債務模糊化了。”

而在業內人士看來，除當下財政系統力推的PPP模式外，涉及地方收益性項目的債務融資工具或將成為未來地方債的出口之一；而今年以來出現的項目收益票據、項目收益債正在成為業內的關注重點，例如此前以廣州市第四資源熱力電廠垃圾焚燒發電項目發行的“14穗熱電債”就屬此類。

“現在比較關注項目收益債和收益票據，以后城投債估計很難搞了。”廣西一家券商承銷人士坦言，“不過未來能否在收益票據中安排帶有隱性政府背書的結構還不清楚。”

“去財政化”波及場外融資

除標準化的債券市場外，信托及資管類業務也正遭到波及。

“明確政府和企業的責任，政府債務不得通過企業舉借，企業債務不得推給政府償還，切實做到誰借誰還、風險自擔，”43號文指出，“加強政府或有債務監管。剝離融資平臺公司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

在業內人士看來，43號文出臺后，隨著平臺融資模式的終結，其相應的業務機會也將逐漸減少。“比較大的影響是‘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一位中鐵信托人士坦言，“以往信托做的應收賬款轉讓，財政納入預算的方法估計都不能做了。”

“我們和一些信托公司溝通認為，（43號文的）方向是要隔離政府與平臺間的關系，逐漸剝離平臺的融資功能，這種監管導向會導致之前的模式可能被叫停。”西部地區一位城投公司負責人亦表示。

但另一方面，自43號文及其細則出臺后，已存在部分銀行、信托公司和券商搶發政信類項目的情況，而有業內人士指出，該現象與地方債清理行動尚未大規模開展，且新《預算法》的施行將從2015年啟動有關。

“地方債治理的一個主要思路是‘新老劃斷’，現在一些比較激進的信托和券商仍然在搶做平臺類也和這個有關。”前述信托人士坦言，“如果仍然被視為地方專項債務，則意味著其背后的政府背書仍然有效，而這在當下已經成為稀缺資源了。”（編輯卜堅簡俊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