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校長：新常態就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南開大學校長龔克。

鳳凰財經訊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成為本屆冬季達沃斯關注的焦點，但什么是新常態？僅僅是經濟增速下滑到7%嗎？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在哪里？對此，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在接受鳳凰財經專訪時表示，新常態就是在經濟發展中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而不是靠計劃經濟思維尋找某些產業作為經濟增長動力。

龔克表示，中國經濟在轉型，最重要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轉型。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我們看到這個關系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但仍然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里面起決定性作用，包括作為投資主體的作用，比如說政府投資一強，經濟增速就上去了。多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靠投資，而投資的下降也直接導致去年的經濟增速下滑，幾乎用這一個原因就可以解釋中國經濟減速的問題。

龔克不認為當前可以再依靠2008年的那種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特別政府的投資來驅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他認為經濟增長真正動力，一方面是消費者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企業要獲得利潤。

“這才是長久的動力，而不是政府規劃某一個行業是重點就往那兒投資。”龔克表示。（鳳凰財經李磊發自瑞士達沃斯）

對話實錄：

記者：2014年中國GDP突破十萬億美元，十萬億俱樂部里面就只有中美兩國，可以說中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一個經濟超級大國，但在國際政治和經濟治理格局中，中國并不是規則的制定者，以前也僅僅是一個參與者。您怎么看？

龔克：我談談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觀察，中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比較大的經濟體，應該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毫無疑問的，因為它人口占了五分之一。但是應該是什么作用？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要對這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負更大的責任，這個可能也是整個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個最重大的挑戰。中美是能源消耗最大的經濟體，我覺得中國特別需要在這個方面真正發揮自己的作用，真正體現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我覺得這跟所有的責任比起來是最大的一個，我并不認為中國成為經濟大國后就應該去追求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大國。我認為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里，大國和小國應有同樣的發言權，而不再是少數大國，無論是經濟大國、政治大國還是軍事大國來決定國際社會的命運。

記者：不是大國治理，不是以前的大國一致原則。

龔克：我覺得應該向一個新的治理結構邁進，實現真正的多元化，而不是一、兩個巨頭來決定。這并不是說這些大經濟體就沒有責任，它最大的責任是要為這個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做貢獻，因為它有最大的能耗，最大的排放，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可持續發展的三個維度，社會的維度、經濟的維度和環境的維度里面，其實影響整個世界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是社會問題，貧困問題、種族宗教問題、地區沖突問題，包括戰爭，它對環境對生產造成的破壞不可小覷。特別現在我們發現很多不穩定地區，同最重要的能源供應地區重疊在一起，在這些問題上怎么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好的模式，為這個世界的和平穩定來發揮作用？我想首先要中國自己做得好，比如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其實中國現在貧窮地區的環境非常脆弱，如果弄得不好的話，它的開發會造成更大的破壞。所以在像這些問題上中國怎么能夠一方面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一方面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這條路有可能會為整個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走出一個將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和諧三者統一起來的道路，我認為中國應該踏踏實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記者：中國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呢？

龔克：現在我們在嘗試解決問題，從大的思路來講中國經濟在轉型，這個經濟的轉型可以從多個角度來觀察，但我認為最核心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轉型。其實過去30多年來，這個關系一直在變，但是在這個變動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在經濟發展里面起決定性作用，包括作為投資主體的作用，比如說政府投資一強，經濟增速就上去了。

多年以來，中國是靠什么增長？或者說去年的經濟增速為什么下來了，主要是投資下來了，幾乎用這一個原因就可以解釋。當然還有出口困難、消費不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投資是最突出的因素。這兩年在努力實現一個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變成讓市場主體更多地發揮作用，同時又要想辦法去抑制市場的非理性行為，比如說前些年大量出現的小煤礦，安全也不好，資源利用也不好，它曾經是一度我們放開能源市場造成的問題，那中國能不能避免這種“一統就死，一放就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政府的英明領導固然重要，但終歸要過渡到長遠起作用的法治和市場經濟，以市場為主調節經濟，以法治來規范市場，我覺得這是應該追求的經濟發展的常態。

中國走市場化之路，美國也好，英國也好，日本也好，前蘇聯的轉型也好，都不能提供現成的非常成功的經驗讓中國效仿。因為中國畢竟是以一個高度計劃的體制和十分低下的經濟水平為起點向市場經濟轉型，事實上全世界還沒有這樣的一個經濟轉型的國家，而這種轉型是人口巨多，資源消耗巨大的情況下實施的，中國要逐漸地處理好這個問題，走出自已的路子。

記者：咱們談一些具像的東西，比如說您剛才說的平衡發展，京津冀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本，挺多人認為北京把經濟給吸空了，造成北京一家獨大，造成天津和河北的經濟發展乏力，您認為這三方之間如何達到平衡的發展？

龔克：我的看法是三方未必要追求平衡，共贏就行了。北京的經濟發展中有個因素不能否認，就是得益于中國的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上的特殊地位。隨著這個地位的弱化，北京經濟成長的動力機制會變化。這并不是說簡單地把北京經濟調節得小一些慢一些。比如說在北京天津之間在吸引投資的競爭關系，天津往往無法跟北京比，因為沒有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其相關的種種優勢。這是過去和當前中國政府支配經濟功能所帶來的優勢，但是你看華盛頓就沒有這個功能，柏林都沒有這功能，德國前首都波恩就更沒有這個功能了，實際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所在地，省會所在地，或者說是中央政府直接管轄計劃單列市，像青島、大連等都具有“靠近中央”的優勢條件。

另外一個方面，北京各種功能的高度集中已經是一個現狀了，比如說大的公司的總部都在北京，所以北京形成了真正中國的總部經濟，比如說拿北京和天津的關系來講，航天集團現在在天津做很多的生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在天津有生產，包括航空的直升機的生產，但是總部的稅收在北京。

記者：GDP也算北京的。

龔克：改變這個情況可以有兩種辦法，傳統辦法是天津拿出更便宜的土地和更優惠的稅收等等去吸引總部到天津來，但恐怕還是中央政府更有吸引力，所以競爭其實是不平等“政府條件”下的競爭；另一種辦法是靠改革，只有到企業覺得不一定什么事兒都要靠中央政府的時候，它就會在市場調節下做選擇。還有國企改革，在我看來它未必要保持今天這種形態的集團，在市場體制下大集國可能會對市場反應不靈敏，所以從現在大的趨勢來看，如果要更好地適應市場配置資源，市場應該是細分的，生產組織細分一點扁平一點可能會更有效率。

記者：對，提高效率，減少層級。

龔克： 我覺得中國經濟改革能夠出現這樣的情況，京津冀也好，長、珠三角也好，是由于自然稟賦和市場條件來決定的，比如拿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來看，京津冀最困難，為什么京津冀最困難呢？長三角的自然稟賦形成了它的天然聯系，沒有政府在那主導的時候，它就形成了很多密切經濟聯系，它運用了長江的水域作為交通通道，然后形成商業交流和市場分工，在清朝的時候就差不多就一體化了。還有珠三角也有類似情況。京津冀缺這種天然的稟賦讓它們合起來，三個行政區，尤其又有兩個中心城市，兩個中心城市意味著背后兩個特別強的政府，行政壁壘造成了市場分隔，這就比較難辦。我覺得它不能靠一個超越于北京市政府、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的更高政府主體來做一體化，如果這樣下去，就像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一樣，越來越高度行政化，離經濟規律越來越遠，最終不行，最終還是要通過去政府作用，讓市場找到真正比較好的結合部。比如說現在北京的電子行業，中關村的電子元器件多是在深圳配套，如果在河北和天津能實現這樣的配套就會方便得多，放手讓企業發揮市場主體作用，它不管政府有沒有計劃都會找機會?，F在就是太多的依賴于政府來做這個事，恐怕會適得其反。

記者：現在大家都談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可能也是本次達沃斯論壇，大家很關注的一個話題，中國經濟增速下來以后，我們未來增長的動力在哪里？

龔克：今天上午有一個論壇談到增長動力的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真正動力在兩方面長久存在。一方面，消費者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當然生活不光是衣食住行，文化消費也在不斷的追求，用我們話叫做物質和精神的需求，這應該是一個基礎動力；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就是企業要獲得利潤，這兩個是長久的動力，而不是政府規定某一個行業是重點就往那兒投資。

我覺得中國的經濟發展新常態應該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形態。企業覺得國內市場賺錢就在國內市場，國際市場賺錢就在國際市場，這才是正常態。現在通過出口退稅然后再出口轉內銷不是正常態。如果說新常態應該新在什么地方？我看不是新在7%，也不是新在找一個和產品、服務，比如太陽能、高鐵等等，這不是問題的實質。實質應該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新常態要新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方面。

記者：這句話總結得很好。

龔克：如果不新在這個地方，我看就長不了。新常態的“常”不僅是經常的“常”而且是正常的“常”。英文用“NORMAL”是正確的，其中更強的含義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