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在兩會上從不提方舟子 不值得在這提

政協委員崔永元用手機搭配“自拍神器”拍攝。當天，他還帶著記者們一起走進他下榻的酒店，邊走邊拍：“我想做個另類報道，通過我的視角觀察兩會。”不過昨天，在一輪采訪中，他的手機掉到地上，屏幕碎了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郭亮攝

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右一）采訪崔永元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郭亮攝

崔永元舉著“自拍神器”，自稱是“攝影記者”

葛劍雄仔細看著記者的名片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袁靜偉攝

全國政協委員、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和平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袁靜偉攝

看·兩會提案今年“一號提案”鎖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鏡頭個高的姚明替劉翔解了圍聲音朱德之孫朱和平談部隊腐敗“重災區”

A02版~A06版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于3日15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俞正聲代表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俞正聲在報告中明確提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有媒體統計了從1995年至今的政協工作報告，“反腐敗斗爭”是首次被明確提出。

回應令計劃等14人被撤

俞正聲指出，政協民主監督仍需加強，制度機制仍需完善，提案質量仍需提高，履職能力仍需增強。

本屆政協撤銷了令計劃、蘇榮等14人全國政協委員資格，這警示要切實加強委員隊伍建設，繼續堅定不移地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背景延伸

有媒體統計了從1995年至今的政協工作報告，“反腐敗斗爭”是首次被明確提出。

十八大后落馬的數十名省部級以上“大老虎”中，政協系統被打的副省級以上“大老虎”數量至少14名，涉及廣東、廣西、陜西、山西、安徽、天津、黑龍江、江蘇、山東、北京、云南、福建、江西等地，包括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等。以至于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呂新華在2日的發布會上直言“對我們政協組織的聲譽損害很大”，并稱沒有“鐵帽子王”。

監督騰格里沙漠污染治理

俞正聲作報告時表示，今年政協將切實強化民主監督職能，圍繞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騰格里沙漠污染治理等問題，開展具有監督性的履職活動，如實反映情況，坦率提出批評和建設性意見，促進相關工作的改進和加強。

背景延伸

去年9月6日，有媒體刊發題為《沙漠之殤》的獨家報道，揭露了內蒙古騰格里沙漠中存在著工業園區向沙漠腹地排放工業污水的問題。

報道刊發后，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成立專門督察組，敦促騰格里工業園區進行大規模整改。

堅決反對暴力恐怖主義

俞正聲指出，2014年，全國政協旗幟鮮明反對暴力恐怖主義，支持黨和政府依法處置重大案件，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俞正聲稱，2014年，全國政協堅持履職為民，促進民生改善與社會和諧穩定。常委會著眼實施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和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召開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專題協商會。就義務教育減負提質、加快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完善高校學生資助政策、推進西部高校發展和人才培養、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創業環境等進行調研座談。針對醫療、社會保障等重大民生問題，圍繞完善醫療機構補償機制和醫務人員薪酬制度、構建醫養結合型養老護理模式、健全殘疾人權益保障制度、支持社會組織健康發展等出謀劃策。組織界別委員開展文化、科技、衛生、體育下基層活動，面對面服務群眾。就促進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困難群眾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等提出對策建議，積極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致力促進民族團結、宗教和睦，就優化民族地區產業布局、左右江革命老區振興規劃、烏蒙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落實宗教教職人員社會保障政策、加強農村宗教事務管理等開展調研議政。舉辦《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實施30周年座談會和少數民族界、宗教界委員反映社情民意座談會，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獻計獻策。旗幟鮮明反對暴力恐怖主義，支持黨和政府依法處置重大案件，維護社會安定團結。

綜合新華社、央視

0001號，放在平時，它就是普通的阿拉伯數字。

但如若放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上，就變得意義非凡。

“政協一號”提案，是每年兩會提案中最重要的提案，也被稱做“一號提案”。

因其反映了社會最關注的熱點、難點和焦點，并有較強的針對性和預見性，所以，每一年全國兩會政協上的“一號提案”，都會引起全國民眾廣泛關注。

今年“一號提案”是什么？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第0001號提案出爐，內容是民盟中央提出的《關于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提案》。

提案人：民盟中央王璇。

　　提案形式：黨派提案。

　　五項建議：進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完善審批權取消和下放后的監管和服務，健全事中事后監管機制；進一步完善行政審批服務體制；規范完善社會中介機構運行行為；建立、健全“放、接、管”協同推進的配套政策。

　　執行方面：提案建議應運用電子監察、視頻監控、服務對象評價、民意調查等多種手段，建立多方共同參與的審批權力監督管理體系，以及探索開展第三方機構評價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

　　■委員觀點

　　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轉變政府職能的突破口，可釋放改革紅利，因為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全國政協委員車黎明在接受新文化記者采訪時候表示，個人覺得這樣的提案，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與此同時，他也表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也要有個度。絕非行政審批越少越好。要做到放而不亂，張弛有度。

“不能一放到底，放權并不代表不監管了，政府該管的時候還得管。”他如是說。

這樣的說法，也得到了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湘林認同。

“政府職能轉變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做到標準明確、程序嚴密、運作透明、制約有效、權責分明，這才是最關鍵的地方。”他認為，在法律體系及道德體系并未十分完善之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定要管放結合，例如公共服務性等領域。

徐湘林說，事實上，關于這方面的改革，中央政府非常努力，這個大家或許已經看到了。

的確如此，一組數字詮釋了他的說法。

2月27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務院審改辦負責人吳知論表示，2014年全年分3批取消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47項，完成了2014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今年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的任務。其中，關系投資創業創新和就業的有160多項，涉及社會組織、事業單位業務活動有70多項。

“可以預見，改革繼續推進，將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激發內需潛力，這一點將會非常明顯。”他說。

■盤點過去

　　歷年“一號提案”都關注啥？

歷屆全國政協“一號提案”，都說了啥？

新文化記者就此梳理統計了過去10年“一號提案”。

統計結果顯示，從2005年~2014年，“一號提案”的核心內容分別為：農村信息服務、兩稅合并、保障房建設、資本市場、就業問題、低碳經濟、城鄉社保一體化、聚焦實體經濟、建議征“暴利稅”、綠色農業、創新科技。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一號提案”中，有很多從良言最終變成了良策。

2006年的“一號提案”是民建中央提交的《盡快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度》，該提案議題直指“兩稅合并”，系統、深入地反映了該項稅制所存在的問題，而且還提出了十分鮮明的建設性建議。此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兩法合并，并于2008年開始執行。

2008年，民建中央提交的《完善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稅收政策》，又以“一號提案”的身份亮相。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嚴峻，不確定因素顯著增多。

致公黨中央提交的《關于解決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我國就業問題的提案》成為政協“一號提案”恰到好處。此后，圍繞“就業難”問題，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臺多項政策措施，從而大大緩解了就業壓力。

這一年，剛剛送走中國資本市場“大裂變”一年的中國股市，面臨深幅調整的關鍵時刻，這份“一號提案”有效促進了股市的平穩健康運行。

另外，在專家看來，從這些年的“一號提案”來看，都有當時現實背景。

“回顧一下，不難發現其涉及的主題往往與當年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熱點保持著高度的契合。”徐湘林說。

昨日下午，進入天安門廣場，政協委員崔永元就舉起了他的自拍神器。這讓他在眾多政協委員中，有了與姚明一樣高的辨識度。

轉基因、出租車、反腐……面對記者的提問，崔永元再次發揮了他敢說的特質，稱喜歡傳銷式反腐，“抓到一個，他再供出一個，再抓，接著供。”

談轉基因

　　“事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不是研究的問題，是使用的問題”

記者：你今年的提案，關注哪個方面？

崔永元：還是關于制止轉基因亂種的。

記者：去年的提案，有回復嗎？

崔永元：我沒有接到任何部門的反饋，今年當然要繼續提。作為政協委員，我們不是幼兒園的孩子，不需要摸腦袋哄，回復不回復是有關部門的事，作為不作為是我的事。只要我當一天政協委員，我就要把這事繼續追清楚，直到公眾有了選擇權，直到中國轉基因濫種得到抑制。

我再給你們看看，這是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工作報告，在第10頁上寫著，“轉基因農產品的機遇與風險”，這是工作報告里提的，說明很重視。對于報告中把這件事列入，對它肯定有推動，百分之百。我們觀察到的情況，事情在往好的方向發展，比如說非轉基因的，大家都在爭先恐后地標注，起碼讓大家有了選擇權。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加強研究、加強管理、加強科普”轉基因，我覺得說得非常準。首先，“加強研究”沒有人反對，不光要研究，我們還應該在世界取得領先地位，最好都有我們的自主知識產權。我們都明白，如果種子的專利權抓在別人手里，就等于掐住我們的脖子，所以加強研究是毫無疑問的。“加強管理”是因為轉基因食品有基因漂移、基因擴散、基因污染的危險，為了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一定要加強管理。“加強科普”，我也特別同意，就是要告訴大家正確的知識，正確的知識就是多樣化的聲音。現在在學界、科普界、媒體界都有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越全面地告訴消費者相關情況，消費者就更能準確和清晰地判斷。

記者：有些專家支持轉基因，你怎么看？

崔永元：我要說的是，專家包括院士站在他們的角度支持實驗，那是沒有錯誤的。我估計，在座的人也沒有一個人去反對，轉基因技術在實驗室里的研究，我們希望它領先，希望中國有自主的知識產權，希望全世界的轉基因農產品專利權都在我們手里，那我們就掙大錢了。現在不是研究的問題，我覺得是使用的問題。使用在全世界都有非常嚴格的規范，不光中國，美國、加拿大、日本都有非常嚴格的規范，如果在正常的農田里，發現了未經批準的轉基因作物，美國會將這些作物全部毀掉，日本會把這樣的樹木全部砍掉。

與饒毅爭論“完全像對口相聲”

記者：還會持續與方舟子的辯論嗎？

崔永元：我害怕方舟子嗎？我在兩會上從來不提方舟子，我覺得不值得在這兒提，在網上投訴一下就行了。

記者：那饒毅呢？

崔永元：我為什么不愿意跟饒毅面對面交流？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對他說錯的話進行過糾正。比如，當時大家有共識的這個觀點，是科學界對此有爭議，結果饒毅怎么說的？主流科學界沒爭議，當我們拿出主流科學界有爭議的時候，他就說主流的生物科學界沒有爭議，我們就拿出了主流生物科學界有爭議的證據，他就說，主流的有良心的生物科學家沒有爭議。這樣一個人你去跟他爭論嗎？我覺得完全像對口相聲。

記者：有人說，你對轉基因的質疑影響了學科的發展，你怎么看？

崔永元：專家們已經花了國家1000多個億了，還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成果。錢花在哪兒了？

■特寫

　　手機不慎摔碎屏

昨日，崔永元一出現在廣場上，就被記者們圍了起來。他一面與記者互動，一面舉著“自拍神器”，自稱是“攝影記者”。

“你們今天（3日）晚上都會上‘東方眼’。”崔永元打趣，“我比你們快！”

“呦，大家慢一點。”眼瞅著圍的記者越來越多，崔永元不時出聲提醒。“這樣好不好，等我開會出來，接受大家的采訪。”為了避免意外情況發生，崔永元作出承諾。

開幕會結束，崔永元幾乎是最后出來的。這時，他的自拍神器已不見了“竿”，“不拍了。”崔永元解釋說。在隨后的采訪中，他的手機就揣在了褲兜里。從大會堂內的茶歇桌，聊到了大會堂的臺階下。聊著、聊著，在拿身上戴著的電視媒體的收聲話筒時，他不小心扯到了連著手機的數據線，“啪”的一聲，“土豪金”的iPhone6Plus摔到了地上，屏幕碎了。他撿起來看了看，仍可滑動、使用。圍觀的記者們也替他心疼不已。

談出租車

　　讓管理者把錢拿出來“是最難的”

記者：你有一期節目請了一些出租車司機來參加，談的是當前到底有沒有可能改變出租車壟斷體制。在你看來，這種壟斷體制是不是走到了盡頭？

崔永元：出租車司機與管理他們的公司及管理這些公司的公司，可以說積怨已久。（矛盾）為什么沒有爆發？就是少了一個契機。這次，有了滴滴打車和專車，終于爆發了，大家都以為與它有關系，我們的采訪也是從這兒開始的，后來才發現，不是這樣的。出租車司機們非常明白。他們知道這只是一個契機，與它的關系不大。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個“份子錢”。現在要改革，非常簡單。就是要從一些人的兜里，把他們掙得太多的錢拿出來分給司機，就是這么簡單的一件事。

記者：就是要把錢拿出來，發到司機們的口袋里。

崔永元：對，這是最難的。

記者：那天的節目，除了出租車司機，有管理部門來嗎？

崔永元：拒絕來，沒有一家愿意接受我的采訪，出租車管理公司選擇“不說話”。說句實在話，我認識很多這樣的管理者。不知道怎么回事，越富有的人越摳，真的，他們已經不缺錢了，但就是要跟出租車司機一分一分地算，一毛一毛地算。

記者：你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以來，有沒有代表委員呼吁這方面的問題？

崔永元：還真沒有提出的。

記者：今年，會不會有代表委員就出租車的改革提出建議？

崔永元：我想，會有的。這個問題，已經影響到社會穩定了。

記者：如果有這樣的提案，你自己的態度是什么？

崔永元：我肯定堅決支持。我覺得，那些出租車的管理部門，層層疊加的管理部門，沒有必要存在那么多；再有，它們的管理能力及管理職責和范圍，不足以讓它們收取那么多的“份子錢”。

談反腐

　　“這么多年，這兩年動靜最大”

記者：對于反腐，你怎么看？

崔永元：借用一下《中國青年報》曹林說的一句話“反腐，有零售，亦可批發”。我喜歡什么？我喜歡傳銷，抓到一個，他再供出一個，再抓，接著供。

記者：那現在的反腐，還有哪些沒有覆蓋到的？

崔永元：夠棒的了，這么多年反腐，就是這兩年動靜最大。再說，王岐山不也說了嘛，不作為也要管。

談接地氣

　　代表、委員“現在壓力都特別大”

記者：會上提到了“接地氣”，作為委員怎么接？

崔永元：不用著急，也不用領導號召。據我了解，我認識的那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現在壓力都特別大。不像過去，從這個臺階走的時候，覺得特別榮耀。現在，真的步履沉重了，覺得要有這份責任了。你在話筒前，被問住、被問倒，一問三不知，好意思嗎？包括今年，我約他們采訪都特別難。為什么？因為大家知道對著鏡頭、對著話筒，說三兩句套話糊弄不過去了。我覺得，現在（代表委員們）在接受公眾的考核，你是不是稱職。

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王小野

葛劍雄，全國政協常委，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

他不用手機，又敢于對很多事情發聲，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個固執的“大炮”。

昨天晚上，在葛劍雄的賓館房間，記者與他進行了對話。話題涉及一系列社會熱點，以及他的生活。

談“知識無力論”

　　不要根據個案下結論

新文化：先問一個問題，您有淵博的知識，覺得自己有力量嗎？

葛劍雄：知識有沒有力量，不在于知識本身。是否有力量第一要看機遇，在有些時候，知識不但沒有力量，還是人禍；另外，還要看體現在什么方面，精神的還是物質的。

從我自己來講，我覺得很幸運，在30多歲碰到了改革開放，也考了研究生，畢業出來以后我這個專業在發展，這是機遇造成的。機遇加上自己的努力，知識才能變成力量，缺一不可。

新文化：由上海大學博士的返鄉日記引發的“知識無力論”，引起了廣泛討論，您怎么看？

葛劍雄：對待任何社會現象都要建立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典型的基礎上。我舉過潘石屹的例子，那么多錢，那么多力量，他不也是從貧困地區走出來，上了大學的嗎？

另外一方面，要看你講什么知識，下海就不要知識了？應用型知識和研究型是不同的，新技術起來了，不更新是不行的。為什么有些90后都已經把大產業搞起來了？知識就是根基。所以我很反對根據個案得出這樣的結論。

新文化：曾經有一個段子，一個農村孩子對城里的孩子說，我用了18年才獲得了和你一起喝咖啡的資格。您覺得這里有哪些值得思考的東西？

葛劍雄：這么說不合適，要看目標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適合上大學，都適合走精英道路的，如果大家能理性地確定自己的目標，那么他的幸福度一定會更高。

現在我們大學的錄取指標是40%，那么有60%的人是不能上大學的，如果他的目標就是上大學、拿文憑，那注定是實現不了的。但是不是不上大學，收入一定比上大學低？在很多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甚至比白領高，因為工作比較辛苦。

新文化：通過“知識無力論”，是否要對我們的教育進行反思？

葛劍雄：我早就說過，中國的教育，是教育的中國問題，而不是中國的教育問題，是全社會的問題。這里邊包括成功的標準，包括對不同行業的重視程度。為什么我們小時候工人階級地位很高，勞動模范地位很高，現在風光不再了？這跟整個社會的主流引導和實際做法有關。現在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且不說他的收入，社會地位怎么樣？能得到人家尊重嗎？

新文化：教育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的教育問題，兩者區別在哪兒？

葛劍雄：如果是中國的教育問題，就是純粹教育方面的問題。但現在已經是教育的中國問題了，就是說在單純的教育領域里，有很多中國獨有的東西。比如說高考，不僅關乎學生、學校，而且關乎家長、社會、政府。所以我這么分析過，全民為考大學努力，在全世界是沒有的。這是走在注定失敗的路上。

新文化：解決目前這種狀態如何入手？

葛劍雄：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跟社會轉型和社會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不能一下子解決。慢慢來，把教育放在恰當的地位，把上大學放在恰當的地位，社會盡量分流，國家安排不上大學的60%的青年，縮小社會階層的差距，使他們都能過上體面的生活，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可以作出比較理性的選擇。

談自己

　　80歲才考慮退休

新文化：兩會期間，您很受記者的歡迎，而且很少聽到您拒絕記者的采訪。

葛劍雄：我平時可能做不到（拒絕采訪），開兩會，我是公共產品，總是大家用就用吧，我是竭盡全力。另外我覺得也應該支持媒體，我們大家溝通，你們正確傳達，這也是兩會的一部分。

新文化：您不做圖書館館長之后，現在帶了幾個博士生？

葛劍雄：現在跟著我的不多了，大概還有6個吧。歷史地理這個學科相對比較冷門，沒有本科生。而且我每年招得也很少，一般一個，最多就兩個，去年就沒招到。現在很多大學和教授，博士招得太多了，這樣就降低了要求，老師也沒盡到責任，出路也有麻煩。

新文化：您不用手機，讓很多記者又愛又恨，是什么原因不用手機呢？

葛劍雄：手機沒有給我帶來便利。有微博、郵件，就足夠我用的了。我出門會帶一個備用手機，收郵件用的，不是接電話的。包括工作和采訪，大家都按部就班，有計劃，這不是很好嗎，為什么要隨時聯系？我有微博，但我沒有微信。因為微博我是主動的，你可以留言，我可以跟你聯系。微信就是大家交流，你也不能老是不回人家。

新文化：沒有手機，出門時家人會不會惦記？

葛劍雄：我出門，經常不跟家人聯系。有事的話他們會發郵件給我，我家人都很習慣這一點。我最近去非洲，也沒跟家里打電話，真的有事發個郵件就可以了。人要對新技術有自己的意志，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新文化：但看您電腦用得很熟練。

葛劍雄：我不用手機不是不懂。我在復旦大學，有很多第一的紀錄，比如我是文科教授里第一個買電腦用電腦的，家里是全校第一個裝空調的，我還是第一個玩攝像機的、玩數碼相機的。我當時給他們發電腦只有一條，那就是一定要跟我學會，而且我推廣五筆輸入法，你不會我就不給你。1997年，我們學校剛剛成為211院校，我就給每個老師配一臺電腦，而且可以拿到家里去用。當時還有人告我，說我揮霍國家財產。

新文化：想過退休嗎？

葛劍雄：我是政協常委，任期要到2018年，那時候我才能退休；我是上海市政府參事，任期到今年年底，年底之前我是不能退休的；我還是復旦資深教授，資深教授要到80歲才能是榮譽資深教授，照目前來看，我只有到80歲，才考慮退休。

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袁靜偉

　　在中央八項規定的基礎上，我們軍隊頒布了十項規定。人事制度改革上，中央軍委出臺了新的制度，包括選人用人，包括秘書的使用等，這些都是剛性的約束，不符合規定，你跑官也沒用。

“從目前查處情況看，部隊腐敗一個集中在人事部門，跑官要官的，再一個就是具體管錢管物的部門，這是腐敗重災區。從我們現在查處的腐敗分子看，絕大多數是這兩個部門，再一個就是一把手。”3月3日，全國政協委員、空軍指揮學院副院長、朱德嫡孫朱和平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之際，就軍隊反腐話題，接受了眾多記者的采訪。

很多事情和利益連在一起滋生腐敗土壤

記者：兩會開幕前一天，軍隊權威部門再次公布近期查處軍級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況信息，又有14名高級軍官“上榜”。你對此怎么看？

朱和平：軍隊在我們國家體系中處在特殊的地位。如果將國家比作一列高速行駛的列車，軍隊一方面要為這趟列車保駕護航，同時又是我們政權的柱石，是這趟列車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決定這趟列車的剛度、強度、硬度，是否經得起打擊經得起風雨，軍隊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下，應該做得更好。軍隊反腐敗從建黨建軍之初就開始了，從紅軍時期八路軍時期到建國之初，我們和腐敗的斗爭一直在進行。

記者：為何現在腐敗頻發？

朱和平：這是因為環境、溫度、土壤都發生了變化，我們國家從未像現在這樣富裕，也從未像現在這樣開放過，我們的信息，現在微信微博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進入全媒體時代，這個新形勢對反腐敗斗爭提出新挑戰。過去我們貧困，腐敗往往出在一個人兩個人身上，或者是一個部門或兩個部門身上，現在我們國家富裕了，從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我們很多工作、很多項目、很多事情都和利益連接在一起，這就滋生了腐敗的土壤，再加上現在腐敗有團伙性，存在腐敗的利益鏈條。

人事、管錢部門是腐敗重災區

記者：去年軍隊反腐上抓了不少“老虎”，您覺得還會有更大的老虎被抓么？

朱和平：往往是抓到一只老虎，就牽出一批蒼蠅，形成一個鏈條，這樣的腐敗更隱蔽，更難被發現，所以我們反腐敗形勢也更嚴峻，我相信有黨中央堅強領導，一定會取得成功。

現在我們從制度上作了剛性的規定，比如不許喝酒，不許請客吃飯，不許插手基層事務等，從制度上杜絕腐敗。在中央八項規定的基礎上，我們軍隊頒布了十項規定。人事制度改革上，中央軍委出臺了新的制度，包括選人用人，包括秘書的使用等，這些都是剛性的約束，不符合規定，你跑官也沒用。只有這樣才能切斷腐敗的利益鏈條，把群體變成個體，然后將個體一個個解決。

記者：您覺得軍隊腐敗跟地方腐敗的具體現象、行為有什么區別？重災區在哪些方面？

朱和平：從目前查處情況看，部隊腐敗一個集中在人事部門，跑官要官的，再一個就是具體管錢管物的部門，這是腐敗重災區。從我們現在查處的腐敗分子看，絕大多數是這兩個部門，再一個就是一把手。從經濟管理和人事制度方面，我們作了很多規定，建立很多制度，下面就是要對一把手，比如建立離任審計制度，定期述職等，同時還要接受媒體監督。

記者：看來蒼蠅和老虎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朱和平：隨著反腐斗爭的深入，這些東西就會逐漸顯示出來，比如從這幾次地方的反腐斗爭中都可以看出，往往有一定的利益鏈條，利益鏈條可以是以團伙形式，可以是其他形式，比如上下級之間的形式、親屬之間的形式。

記者：咱們換個話題,“手撕鬼子”最近挺火，你怎么看過度的抗日電視劇？

朱和平：這是藝術創作上的問題，因為藝術不是真實的歷史，是加工的歷史，我個人不主張這么嚴肅的題材拍成商業片，因為這些現象有明顯的商業片性質，商業片就是好看，歷史片是真實，現在確實有一些歷史劇商業化，有這問題。

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閱兵

　　抗戰老兵是否參加還沒定

記者：您對抗戰閱兵這件事怎么看？

朱和平：紀念世界反法西斯閱兵活動是個世界慣例，中國雖然沒搞過，像俄羅斯、歐洲經常搞。反法西斯紀念閱兵，這個方案還沒最后定，到底以什么形式，哪些人參加，沒有最后定下來。我個人認為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的閱兵和國慶閱兵是有區別的，國慶閱兵是我們國內的事，主要是向全國人民匯報人民軍隊的各方面建設，包括武器建設，展示保衛祖國的堅定決心。反法西斯70周年閱兵有一定國際性，涉及一些盟國，更多是表現我們熱愛世界和平，維護世界秩序，特別是維護二戰以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堅強決心。所以我個人認為，它不一定是一個展示新裝備的場合，至于說是不是有一些抗戰老兵參加，這個還沒定。

新文化特派北京記者袁靜偉

　　■看名單

　　30只“軍中老虎”分布圖

2015年1月15日和3月2日，軍隊權威部門分兩批公布了軍隊查處軍級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況，共涉及30人。解放軍反腐有多拼？看看這個名單就知道了：從中央軍委、總部機關到大軍種、大軍區、省軍區、軍事院校，都有高級將領落馬。

■看歷史

　　軍隊反腐從未停止

在《解放軍為什么能贏》一書中，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指出：“能夠戰勝中國軍隊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腐敗。”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軍隊一直堅持和腐敗這個最危險的敵人作戰。

“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

1951年掀起的“三反運動”中，軍隊是重點領域之一。毛澤東在1952年提請全黨全軍全國注意，現在反腐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軍隊反腐工作很快鋪開。以華北軍區為例，短時間內查出大小“老虎”288只，按第一套人民幣面值計算，貪污款額總計65億元（相當于第二套人民幣65萬元）。

1954年8月8日，毛澤東簽發“八八”指示，指出“若干黨的高級干部，由于經不起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襲，在勝利之后滋長著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的享樂腐化思想”，指示在全軍產生重大影響。截至1955年10月，發現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師級以上干部達百人之多，97人受到黨紀處分，其中37人還受到行政或刑事處分，軍中享樂之風得到遏制。

軍隊經商的“放”與“治”

1975年7月，鄧小平提出軍隊存在的5個問題，其中一條就是“軍隊有點奢”，存在“鬧享受、鬧待遇；修建樓堂館所”等問題。

針對新情況，中央軍委加強軍隊反腐的制度設計。1980年1月，經中央批準，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檢查委員會。1981年1月，中央軍委紀委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任務和職權范圍的暫行規定》。軍紀委制度得以強化。

1981年6月，鄧小平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此后，從1982年年初到1983年年底，全軍共查出貪腐大案174件，主要涉及走私販私、行賄受賄、貪污盜竊、投機詐騙、非法經商、偷稅漏稅等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軍隊經商引起新的腐敗現象。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震曾回憶，當時國家集中財力發展經濟，軍隊服從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軍費有所減少，不足部分需要軍隊自籌解決。軍隊開始發展經營性生產，辦工廠、建礦山、搞公司，經商為部隊增加了收益，但問題也很嚴重，有的單位財務管理混亂，生產收益進了腐敗分子的“小金庫”。

針對這些情況，第三代領導集體多次強調，“軍隊要吃皇糧”。1993年中央軍委下發文件要求，軍以下作戰部隊不再從事經營性生產。1998年3月，軍委決定，非作戰部隊也不搞經營性生產。7月，黨中央又明確作出軍隊、武警部隊不得搞生產經營的決定。隨后，中央和軍委都成立了軍隊清理經營性企業領導小組，一批貪腐分子被查處。

王守業、谷俊山前“腐”后繼

進入新世紀，胡錦濤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后，加大依法治軍、從嚴治軍力度，推動軍隊審計制度的完善。在此期間，軍中“大老虎”的案情開始對社會公布，軍隊反腐透明度逐步提高。

2006年6月29日，新華社發布消息，曾任總后基建營房部部長等職、擁有中將軍銜的王守業因“道德敗壞”“利用職權索賄、受賄”“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免職。后經查實，王守業貪污、挪用的款項達1.6億元。

在總后基建營房部部長這個職務上，王守業的后任谷俊山更大膽、更張狂。2014年3月31日，谷俊山因涉嫌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濫用職權犯罪，被軍事檢察院向軍事法院提起公訴。

據《環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