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芝鴻解讀新常態：認為GDP不再重要是誤解

施芝鴻獨家解讀新常態：認為GDP不再重要是誤解

原標題：鳳凰網對話施芝鴻權威解讀“新常態”

3月3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接受鳳凰網獨家訪談，權威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關于“新常態”這一概念，此前媒體公開報道稱最早始于習近平2014年5月考察河南時提出。對此，施芝鴻通過鳳凰網予以糾正，確切為“習近平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新常態’概念”。

關于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解釋莫衷一是，其準確內涵究竟指什么？施芝鴻指出，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并不是希望見到的一種新常態，相反，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才是所期望的新常態。他還向鳳凰網強調，中高速增長是有明確底線的新常態，就近幾年而言，底線就是6%-7%的增長。

由于片面強調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長轉換，不少地方主動下調了GDP增速。如何認識并適應新常態？施芝鴻指出，那種認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生產總值已不再重要，是對新常態的一種誤解，“一些地方在淡化GDP方面恐怕是走了極端，他們在年度經濟發展計劃中紛紛下調了今年GDP增長預期指標，把淡化GDP變成了弱化GDP，個別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長的預期指標。這是片面理解了經濟增長新常態的結果。如不及時予以糾正，會導致出現全局性問題。”

施芝鴻認為，適應新常態，必須深刻理解習近平提出這一理論概念基于的兩種極為重要的新情況：一是新常態是一種勢必至此的新常態，對此要心平氣和地看待；另一種新情況則是新一屆中央領導在近兩年時間里，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帶來的一系列新變化，展現出的新氣象，以及由此開創的新局面，“這樣的新局面，是由銳意進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自覺營造的一種趨勢性的新常態”。因此，提出新常態的概念，并不是要安于現狀，而是要主動適應、積極引領。

習近平首提新常態是在河南考察之前

鳳凰網：去年10月13日，您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逐步適應和習慣當下中國的新常態》的文章，指出十個趨勢性的新常態，被視為迄今有關新常態的權威解讀。首先想圍繞概念本身請您做下梳理，“新常態”這一概念最早什么時候提出？

施芝鴻：新常態這個詞已成為當下中國的新詞、熱詞、高頻詞。截至今年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本人也已經就新常態問題講過或論述過12次之多。

這里就很自然地引申出一個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最早講新常態是什么時候？我注意到，現在海內外的平面媒體、網絡媒體，都把新常態這一概念說成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來的。一些外國媒體也說：“中國領導人是2014年5月解釋經濟增長放緩形勢時首次使用新常態這個說法的。”包括我自己在去年10月13日的那篇文章中，也沿用過這一說法。

那篇文章發表后，我經過深入考證發現，“新常態”的概念，其實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來的。他說：“我們注重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類問題，既防范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既強調改善民生工作，又實事求是調整一些過度承諾；既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群體性事件等風險點，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風險。”

請注意，這才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新常態”的格林威治時間！希望通過鳳凰網今天這次專訪，能把這個重要信息傳播出去，以便媒體和受眾今后再談到這個問題時都能使用這個準確的時間點。

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準確內涵

鳳凰網：我們注意到，內地和海外媒體對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詮釋不盡統一，有的偏重于講內涵，有的偏重于講外延，還有的偏重于講特征和講特點。在您看來，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到底是指什么呢？

施芝鴻：在媒體的解讀中確實存在你說的這種情況。經濟學家吳敬璉最近在一次會議上也談到過這個問題。他說，對新常態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大體上以下兩點比較一致：第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中速增長轉變；第二是經濟發展方式從依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向依靠創新驅動的集約增長轉變。他認為，這兩者中的前一點，即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并且已成為各界共識。至于第二點，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卻是一件尚未實現、有待努力的事情。他還說，這樣，我們就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增長速度下降過程中效率沒有改善，原來由GDP數量擴張所掩蓋的許多經濟社會矛盾就會暴露出來，而且會造成減速過快、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的困境。因此，僅有增長減速而沒有增長質量的提高并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一種新常態，相反，有較高效率支撐的中速增長才是我們所期望的新常態。

我認為，吳敬璉先生的這一說法是準確的。從時態上看，他說的第一種情況，屬于客觀存在的已然的新常態，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勢逼至此的新常態；他說的第二種情況，屬于未然的、符合我們愿望而又需要我們去努力促成的新常態，實際上也就是需要通過我們主觀努力去推動實現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來的。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在2014年11月9日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以及2014年12月9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概要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這三大特點。其中，第一個特點屬于已然，后兩個特點屬于未然。

李克強總理在國內和國外出訪中談到這一問題時也說過，在新常態下，要推動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發展必須由低端水平邁向中高端水平。為此，要堅定不移推動結構性改革，不一味追求增長速度，使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間，就可以使緊繃的供求關系變得舒緩，重荷的資源環境得以減負，就可以騰出手來推動結構性改革，使中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發展階段演進。這樣，中國經濟的列車不僅不會掉擋失速，反而會跑得更穩健有力，帶來新機遇，形成新動能。中高速增長屬于已然，中高端水平屬于未然。所以，我們大家都應該準確理解、全面把握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對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內涵、外延所作的科學闡述。

經濟新常態是有底線的，即保持在6%-7%的增長區間

鳳凰網：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出現由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態？這樣的新常態是由哪些情況引起的？

施芝鴻：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既有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的大背景，也有內在的經濟規律。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30多年后出現的中高速增長新常態，就是一種符合經濟增長規律的新狀態、正常態，而新常態的提出，則是尊重這種經濟規律的體現。有經濟學家認為，這有點像體育明星李娜、姚明和劉翔。在他們30歲之前，都堪稱運動生涯的黃金期。一旦過了30歲，就開始顯出運動生涯的疲態。一個國家的經濟在多年持續高速增長之后，也會出現類似情況。德國、日本、韓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等后發經濟體，在追趕先行國家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經歷過由后發優勢引發的高速增長期到后發優勢逐步消減的經濟增速明顯回落期這一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率先說出的經濟發展新常態，是實事求是地承認了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有的經濟學家認為，新常態，突出的是新形勢下“變”和“動”的常態化，動力轉換、結構升級、風險釋放都將是新的常態。也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由持續多年高速增長轉擋后出現的一種有明確底線的新常態、新狀態。就近幾年而言，底線就是6%-7%。如果跌破這一底線，就不能再稱為新常態、而應視為非常態了。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符合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區間調控這一重要觀點的。也就是說，新常態是有明確區間的。區間同剛才說的新常態、新狀態下的底線是同一個意思。中央領導經常說經濟增長速度不能滑出底線，因為滑出底線就不再是我們所說的新常態、而是一種非常態了。

至于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由哪些情況引起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主要是由經濟發展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新形勢引起的。“三期疊加”就好比我國沿海地區在夏季經常出現的臺風、暴雨、天文潮“三碰頭”一樣。“三碰頭”，會引發沿海地區在汛期的洪澇災害；“三期疊加”則會引發我國經濟增長由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這樣既老又常的狀態即老常態，轉變為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的那樣：在“三期疊加”這個階段，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下降，但也不會無限下滑；經濟結構調整確實是痛苦的，卻是不得不過的關口；前期政策消化是必需的，但可以通過有效引導減緩消化過程中各類風險的影響。中國出現的由持續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換的新常態，將給我們提供應對深層結構問題的更多空間，為將來實現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增長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

也有些專家認為，“新常態”與“三期疊加”的階段性特征是包含關系而非因果關系。新常態是一個更全面和動態的判斷，是基于三期疊加判斷基礎上更高層次的總結。三期疊加更多突出的是風險和挑戰；而新常態在強調風險的同時，更強調潛力和機遇。而且，三期疊加本身就是新常態的表現特征，這樣的看法當然也是不無道理的。

認為生產總值不再重要是對新常態的誤解

鳳凰網：如何認識并應對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尤其對各級官員而言。習近平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對這個大邏輯應當如何理解？

施芝鴻：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大邏輯，是指對新常態的認識、適應、引領，構成我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適應和改造這樣一組有密切聯系的邏輯組合。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我們在觀念上要適應、認識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對路、工作上要得力。唯有盡快認識新常態、自覺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才能與時俱進地抓住新常態下的新機遇、構思新常態下的新思路、謀求新常態下的新作為。這既是一種邏輯的要求，也是一種邏輯的必然。這個大邏輯之大，是指它關乎的問題之大、作用之大、影響之大。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不僅提出了這個大邏輯，而且運用這個大邏輯深刻分析了在新形勢下，對經濟發展新常態應當怎樣認識、怎樣適應、怎樣引領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運用對比的方法，論述了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9個趨勢性變化。新常態的這9大特征，其實質是集中體現了增速適度、結構優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觀要求。這就啟迪我們，提出新常態的概念，決不是要安于現狀，而是要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我國經濟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深刻理解、統一認識，要堅持發展、主動作為，要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更加自覺地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所有這些，生動體現了黨中央在準確認識、深刻認識、全面認識新常態的基礎上，正在主動適應、積極適應新常態，主動引領、積極引領新常態。

在遵循新常態這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大邏輯的過程中，既要因勢利導、堅持發展、主動作為，又要乘勢而上、順勢而為、奮發有為。那種認為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生產總值已不再重要了，這是對新常態的一種誤解。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論英雄，不等于不要生產總值；不再追求10%左右的高速增長，不是不要增長。

最近，我看到各地2015年經濟增長預期指標所作的統計分析，一些地方在淡化GDP方面恐怕是走了極端，他們在年度經濟發展計劃中紛紛下調了今年GDP增長預期指標，把淡化GDP變成了弱化GDP，個別地方甚至干脆取消了GDP增長的預期指標。這是片面理解了經濟增長新常態的結果。如不及時予以糾正，會導致出現全局性問題。比如，從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來看，如果今年我國經濟能夠實現7%左右的增長，則“十三五”時期全國經濟增速保持6.5%的增長就是底線，絕不能滑出這個底線和區間。

應當明確，經濟發展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也沒有改變我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客觀定位，因此，發展仍然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關鍵在于，我們要的是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生產總值和穩定的增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經濟發展的工作總基調，仍然是穩中求進。“穩”的重點，是穩住經濟運行，確保增長、就業、物價不出現大的波動，確保金融不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進”的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和深化改革開放，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發展取得新成效。

新常態是勢逼至此，更是新一屆領導自覺營造的趨勢性新常態

鳳凰網：最近有專家學者提出，對新常態的使用應該只限于經濟領域，否則就是對新常態概念使用的一種庸俗化和泛化。您的文章提到了遠不止于經濟領域的趨勢性新常態。對此您怎么看？如何區分新常態的庸俗化和引申化？

施芝鴻：我也注意到了這一情況。有的經濟學家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不能把經濟增長速度無限制下行視為新常態，不能把需求不足視為新常態，不能把通貨緊縮視為新常態。那樣，將導致長期經濟政策發生偏離。還有的專家提出，新常態不是一個框，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裝。不宜把發展中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都納入新常態，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現象都納入新常態。這樣的看法和說法是完全正確的。80年代中期，我們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概念時，也出現過把初級階段當成一個框、什么都往里面裝的情況。這樣一種庸俗化和泛化的情況，當然是應當防止和糾正的。

但是，在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一詞作出一些超越經濟領域的、屬于引申意義上的使用，恐怕不宜同庸俗化和泛化相提并論。

我在去年10月1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那篇文章中提出，人們競相引用新常態一詞、認真追尋這一重大理論概念的來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搞清楚、弄明白，習近平同志提出這一重大理論概念是源于以下兩種極為重要的新情況。第一種新情況是，隨著客觀世界不斷發展、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變化而導致的一種勢逼至此的新常態，這當然是需要我們用平常心態去認真看待和對待的。第二種新情況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按照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8條基本要求，在近兩年時間里，勵精圖治、攻堅克難，給黨領導的偉大事業、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帶來一系列充滿希望的新變化，展現出生機勃勃的新氣象，由此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可以說，這樣的新局面，是由銳意進取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自覺營造的一種趨勢性的新常態。對此，同樣需要我們從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去認真看待和對待。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新常態概念使用上的這兩種情況，就是為了進行這種科學區分的。

有些專家學者提出，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這一新局面，既不同于以往，又相對穩定，體現了當代中國發展的新理念、新格局、新態勢，是一種帶有趨勢性、不可逆轉的發展狀態，表明中國正全方位走向新常態。也有些專家學者提出，新常態是理解當下中國發展走向的一把鑰匙。新常態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具有超越經濟發展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意涵。事實上，新常態一詞已成為描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全新格局的代名詞，是認識和理解我們黨執政新理念的關鍵詞。也有的專家提出，這種新常態是一個國家發展階段的升華，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全方位多視角解讀中國新常態，以積極的進取心態與之相適應，以波瀾不驚、處之泰然的大國平常心態來認識新常態、理解新常態、認同新常態、適應新常態。

我同時還注意到，我們黨的領導人在越出經濟領域分析一些常態性、趨勢性的問題時，還經常使用“常態化”、“長效機制”這樣的概念。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開拓創新作為一種常態；要加強城市化常態化管理；推動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形成作風建設的長效機制，實現作風建設制度化、規范化、常態化。在一些部門和地方工作中，也經常會出現對我們黨和國家正在開展的工作用常態化進行的各種描述和論述。比如，中央反“四風”常態化；反腐是中國法治常態化；干部引咎辭職常態化；人大代表常態化聯系群眾；推動學雷鋒常態化；建設文明城市需要常態化；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務常態化；反壟斷執法常態化；中俄海上聯合軍演已常態化；我國海監船實現在釣魚島巡航常態化，等等。顯然，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作這樣的引申化使用，實際上也是在闡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各方面工作展現的新變化、新進展、新常態。這樣的引申化使用應該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