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仲川：改變稅率應由人大批準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從2003年開始，多次建議全國人大修改《立法法》，賦予更多的地級市地方立法權，最終該建議被草案采納。

昨日，戴仲川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賦予有條件的地級市立法權可以加速地級市各個方面的發展。

同時，對于人大主導立法權后的未來立法方式，戴仲川稱，人大可以更多地引進智庫參與立法，以保證立法的專業性和公平性。

草案對地方立法權開閘

新京報：為何想到提關于《立法法》修改的建議？

戴仲川：我是2003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我所在的地方是福建泉州市。泉州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都相當于一個副省級城市，但是沒有立法權，這導致泉州在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城市管理、環境保護等方面有很多新措施因為沒有立法權難以實施，所以就一直在提這方面的建議。

新京報：此前都有哪些城市有地方立法權？

戴仲川：我國有284個設區的市，只有一些省會，國務院批準的18個較大市，還有就是4個經濟特區享有地方立法權，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我想隨著這些年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泉州類似的城市也有很多。所以從2003年開始，我一直在兩會上提交這方面的建議和議案。

新京報：國家有關部門給你回復了嗎？

戴仲川：國務院法制辦有給過回復，說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凍結了，不再批了。所以我想得從《立法法》修改這個角度來做。于是，2009年我和其他代表提了修改《立法法》的議案，議案的重點內容就是希望能夠賦予有條件的一些設區市地方行政立法權。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里面的內容采納了我們的議案內容，賦予有條件的城市立法權。

“有無條件”由省級人大決定

新京報：有條件的城市，這個怎么來確定？

戴仲川：我們國家有這么多地級市，并不是說每一個市它現階段就需要立法權。我認為要綜合考慮這個地方的人口、面積、經濟、社會發展，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立法需求、立法能力。

新京報：擴大地方的立法權，監督誰來做，這會不會造成地方立法權濫用？

戴仲川：哪些地級市賦予立法權，應該根據上面的條件來判斷，由省級人大來決定說哪一個設區市符合條件，由省級人大來批準。當然，監督也是由省級人大來做，省級人大可以對地方的立法進行審議，看立法和上位法是不是相抵觸，是否符合地方的實際情況。省級人大也可以用備案審查的方式保證地級市的地方立法不出問題。

新京報：草案中提及了“稅收法定”的內容，你怎么看？

戴仲川：因為現在征稅權的問題社會反映比較強烈。比如，這次提高燃油稅，財政部一個通知，嚴格來說國務院的通知都不是，說提就提。

新京報：現在我國所有稅種中，全部都是全國人大立法確定的嗎？

戴仲川：從我國現在的稅收立法來講，18個稅種只有3個稅種是全國人大立法確定。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國人大稅收立法非常關注。稅收法定從哪里落實？顯然要從《立法法》來落實。所以，這次《立法法》修改專門對稅收法定有專門的規定。稅收法定確立了人大對稅收的立法權。所以，改變稅率也就是提高或降低稅率這些也應該由全國人大決定。

人大立法可更多引進智庫

新京報：草案還專門提到了人大主導立法，你怎么看這個新提法？

戴仲川：過去的立法當中有部分立法是部門立法。部門立法的最大問題是國務院政府部門立法從部門的利益出發，所以在他們起草法律草案的過程當中，往往就會把一些部門的權力規定得比較詳細比較具體，而對部門行使權力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寫得很虛，出現一種“國家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定化”的傾向。當然，這跟人大立法能力相對不足也是有關系的。

新京報：如何解決這個尷尬的現實？

戴仲川：十八大已經提出來，人大常委會要增加專職委員，特別是年富力強，專業能力強的委員，這會提升人大的立法能力。這次全國人大提出要主導立法，主導立法后續的配套措施要繼續完善，包括人員，也包括立法的渠道。要實現這個立法法的科學立法目標，我覺得全國人大的組織機構要做一些與時俱進的改革。

新京報：人大主導立法后，除了自己立法，還有哪些立法的渠道可以運用？

戴仲川：法律草案的起草有幾種渠道，一是人大自己起草，二是部門起草，第三種就是由學界專業的團隊來起草。我認為需要讓更多的第三方的力量加入到立法中來，要讓學界專業的專家學者更多地介入立法。

新京報：具體來說，如何運用你所說的這種第三方智庫更多地介入立法，什么樣的方式是最合理的？

戴仲川：就拿一種法律立法來說，可以選擇多個高校的專家團隊各自起草草案，人大集納各家的智慧后，取各個方案的長處，同時征求各界的意見，這樣的立法無論從專業性上還是公平性上都會有所保證。

新京報記者 邢世偉 實習生 沙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