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登上參政議政“最高講壇”要過仨“關口”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場資料照片

昨日中午，一回到駐地，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就被記者們圍住。今年他并沒有獲得登上“最高講壇”，在全體會上發言的機會。

在之前，遲福林曾三次大會發言，分別在2011年、2013年和2014年。三次發言的題目分別是《推進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政府轉型》、《以政府改革帶動全面改革的突破》和《以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為重點深化全面改革》。

所謂“最高講壇”，就是在政協全體會或常委會時，登臺進行口頭發言，即大會發言。盡管發言最長不能超過8分鐘，但對于所有政協委員來說，每年三四十個“登臺”發言的機會，是他們都希望能夠得到的。

要講哪些內容

政協大會發言分為書面發言和口頭發言兩種，每年政協全體會議，都會安排兩至三次口頭發言，每次十幾個人。其余沒有進行口頭發言的，要把書面材料發給參會人員。

2009年通過、2014年修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大會發言工作規則》要求，大會發言要“圍繞國家和地方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綜合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課題和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議政建言，促進黨和國家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

工作規則還明確，要“通過大會發言，反映群眾意愿，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新文化記者對近幾年大會口頭發言進行了梳理，發現在規則之內，委員們的發言涉及的內容很寬泛。

有高屋建瓴式的，如2011年，陳錫文的發言《必須把握農村改革的正確方向》，其身份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也有根治基層的，如2010年，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委員金晏山的發言《我替貧困地區村官說句話》。

口頭發言的語言風格也不盡相同，很多時候都是個人風格的體現。2013年，民建中央調研部部長蔡玲在發言時，就用了很多針砭時弊的口語，比如“幾百個文件管不住一張嘴”、“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黨風政風民風，就看‘一把手’吹啥風”等等，整個發言過程贏得了10多次掌聲。

另外，還有8個方面的內容，不能被列入大會發言，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禁止的；委員對其所在組織、單位有關組織事宜和人事安排等方面的意見；進入民事、刑事、行政訴訟或者行政復議、仲裁程序，尚未結案的；為本人或親屬解決個人問題的；宣傳、推介作品、產品的；指名舉報的；紀檢、監察機關或審判、檢察機關正在審理的違紀違法問題。

發言契合當時熱點

這些大會發言往往言之有物，而且契合當時的社會熱點。

比如2009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鐵道部原副部長、工程院院士孫永福的發言《關于我國重大災害應急機制建設的建議》，就是跟2008年汶川地震直接相關。

2010年十一屆三次會議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的《促進結構優化調整應充分運用經濟手段》和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原副主任宋曉梧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都是對宏觀經濟進行建言。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孫曉華的《充分激發民營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發言則是針對民營經濟。

再比如遲福林2013年在大會發言時說，“這些年，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為什么仍不到位？關鍵在于，受權力結構不合理的掣肘。”發言中的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暗合政府工作報告部分思路。

從1993年全國政協會議開始，在會場會專門設立部長席，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部部長出席會議，當面聽取政協委員建議，成為慣例。

從2000年開始，政協全體會議的委員大會口頭發言，一般都會進行電視直播或網絡直播，這讓委員們的發言被更多的人聽到或見到。

另外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開始階段，政協大會發言是不限時的，但因為有些委員發言時間過長，為了讓更多委員有發言的機會，大會發言時間被定在了8分鐘。

制度可追溯到新中國成立前

大會口頭發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著名歷史學者傅國涌在《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日記》一書中提到，（1949年9月21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式）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宋慶齡等人依次發言。“竺可禎（楨）日記記下了每個人發言的準確時間，毛澤東18分鐘，劉少奇14分，宋慶齡12分，何香凝15分，高崗18分，陳毅5分，黃炎培11分，李立三16分，賽福鼎連翻譯16分，張瀾11分，程潛9分，華僑代表84歲老人司徒美堂連翻譯13分。 ”

書中還引用了宋云彬在日記中對發言者的評頭論足：“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陳毅的最簡單，也很得體。黃炎培的發言，既不莊嚴，又不松（生）動，令人生厭。程潛之講詞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應考末一名矣。宋慶齡講話時，正雷雨大作，電燈忽滅，幸不久就亮。”

在“文革”那段特殊時期，政協大會發言制度中斷。直到1983年，鄧穎超倡導恢復了這一民主形式，當年有9位委員在會上口頭發言。之后，口頭發言人數逐年增多，申請人數也是“水漲船高”。

1998年，口頭發言的機會有30多個，申請人數達到了460多人。

2006年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收到的發言稿878份，近十年來數量最多。2012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發言者最多，三場全體會議48名委員登上“最高講壇”。2013年兩場全體會議安排了32位委員口頭發言，但收到的發言稿有629份。

2014年收到的發言稿有303件，48位委員登臺口頭發言。

哪些委員可以口頭發言

報名的很多，能夠口頭發言的很少，如何讓發言權分配得更合理，哪些委員才可以口頭發言呢？

1999年的全國政協九屆二次會議，政協副主席陳俊生提出三項要求：第一，政協的大會發言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不僅要保留，而且要加強，以保證高質量、高水平；第二，選擇大會口頭發言材料，要考慮平衡各方面的關系，更要講究水平的高低；第三，大會發言要提早做準備，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力求言之有物。

當年，全國政協專門制定了《大會口頭發言入選辦法》，發言權分配原則由此確定：“質量第一、統籌兼顧、黨派優先”。

后經數次修訂，發言權分配原則始終未變。

根據該原則，每年政協全會期間，8個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要有一位代表發言，然后再兼顧界別等因素；“自愿報名，不指定、不照顧，同等情況下優先安排未發言的委員”。

在2009年，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九次秘書長會議通過了《大會發言工作規則》，并于2014年7月完成了修訂。

其中對大會口頭發言給出了具體的要求：（一）每次全體會議期間，安排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全國工商聯作一次大會口頭發言；(二) 根據各團體、界別和全國政協專門委員會提出的發言材料的內容和會議的總體情況，決定是否安排其作大會口頭發言；(三)黨派、團體和全國政協專門委員會申請作大會發言時，應同時提出大會發言宣讀人。

口頭發言需要“過三關”

在全國政協的網站上，有專門的“大會發言提交”入口，新文化記者點擊進入發現，這個入口需要輸入委員的姓名、委員證號和密碼等進行驗證。

據提交過大會發言的一些委員介紹，按照要求輸入之后，會進入委員辦公平臺，然后可以創建發言提交頁面，編輯、提交之后，會顯示提交成功的字樣。

據全國政協發言組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大會發言組在接到大會發言稿后，首先確定閱稿責任人，提出閱稿意見，說明推薦理由，必要時，還要征求相關部門和專家的意見。然后由大會發言組組長會議初步確定發言人選，報會議秘書處或秘書長辦公會議審議。最后會議秘書處或秘書長辦公會議集體研究確定發言的單位和個人。

“就是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三級閱稿基礎上，由會議秘書處或秘書長辦公會議集體決定。”該工作人員對新文化記者說。

同時該工作人員表示，對于委員個人的大會口頭發言，采取自愿報名、質量第一，不指定，不照顧，在同等情況下，優先安排未作過大會口頭發言的委員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