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最低工資漲幅預計達標 增長機制在路上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萬戶的“錢袋子”。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塵埃落定，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改革推進在即。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當前，占勞動者主體的非國企和體制外人員的“錢袋子”，又會怎樣呢？

最低工資漲幅預計達標

最低工資的變動，直接影響著公益性崗位、低端制造業基層員工、勞動技能較低的靈活就業人員等群體，反映了整個社會的用工和收入門檻。

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明確，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這個目標預計能順利完成。”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社廳廳長吳順江說，關鍵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報告所說，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

據統計，2011年—2013年，全國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分別為22%、20.2%、17%。2014年，截至7月25日，為14.2%。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認為，最低工資上漲幅度一定要超過CPI，只有這樣，才能讓普通勞動者真正受益。

全國人大代表、江南控股集團總工程師黃作興也建議，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依據，應該是保障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而很多省份現有最低工資標準不包括社保繳費和住房公積金，效果大打折扣。

解決農民工欠薪需治本

以重慶農婦熊德明向總理求助討薪為標志，我國從2003年底掀起清理欠薪風暴。雖然國家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欠薪現象還是屢打不絕，甚至愈演愈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專職副主委郭乃碩說，每到春節，農民工被拖欠工資都是熱點話題。造成這種現象的首要原因，是轉包制度：一項工程項目被層層轉包，最后才轉到包工頭，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包工頭拿不到工錢，更不要說農民工了。“另外，許多企業只在年終或工程完工時集中結算，平常只給工人發一定數額的生活費。”郭乃碩說，“要治本，就必須按月足額發放工資。”

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就規定了按月足額發放工資，但從目前情況看，執行仍然不力。

工資增長機制還在路上

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年）明確，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個目標能否完成？其實，國企和體制內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目前還不能說已經建立；而其他群體的工資增長，則在很大程度上由市場說了算。

從國際經驗看，建立高效、公平的工資調整，主要依靠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目前我國正在推進這項工作，但還需要一個過程。

曾任職工會的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往往是勞資糾紛多倒逼出來的辦法。這項工作開展起來非常困難，最大阻力是一些企業主懼怕職工“漫天要價”。這位代表建議，國家應制定完善法律，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

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延邊州人大常委會原主任金碩仁表示，目前三方協商工資調整機制還在起步階段，三方中的勞動者話語權仍然比較弱。“必須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同時賦予工會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更多的武器，推動機制平衡發展。”金碩仁說。

據新華社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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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收入差距有多大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近日發布的《中國薪酬報告》顯示，1988年，收入最高行業平均薪酬是最低行業的1.58倍。2005年達到4.88倍，為歷年最高。此后雖略有下降，但幅度較小，2010年為4.66倍，2011年為4.48倍。2012年，工資收入最高的金融業，是最低的農、林、牧、漁業的4.3倍。

有人質疑：怎么會差得這么少？還有人吐槽，稱自己的工資“被增長”。這是因為，細分行業間的工資收入差距較大，同樣是金融業和農、林、牧、漁業，都存在“高大上”，也都有“矮矬窮”。此外，壟斷行業工資增長水平過高，而多數行業增長速度低于平均值。

企業內部收入差距也過大。據統計，2011年，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為47.1萬元，職工平均薪酬為8.2萬元，相差5.74倍；個體相差最大的更是達到112.77倍。

從總體看，我國全部雇員1985年平均工資為1120元，2012年增至34905元，增長30.2倍。而同一時期人均GDP，則從857元增至29991元，增長了34倍。

更為令人憂心的，是工資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下降。2004年至2008年，我國勞動者工資占GDP比重從50.6%降至47.9%。而2009年和2010年，則分別為46.6%和45%。 據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