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加快工資集體協商立法 員工找老板談薪更有底氣

“我是一家國企的工人，快兩年沒漲過工資了。”西安市民劉女士說，盡管企業很早就建立了工資協商制度，但是沒有真正執行，“我們只能私下抱怨，不可能直接找老板談漲工資。”劉女士的情況很多人都有體會。

本次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中華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陳榮書等人聯名提交了關于建議制定《集體協商法》的提案，希望通過立法形式，保障員工就工資和老板“討價還價”的權利。

華商報記者昨日隨機調查了10名來自云南、山東、甘肅、陜西等地的企業界全國人大代表，其中有6人坦言，企業并沒有推行集體協商。

記者調查：

國企不愿談工資集體協商民企反問“國企落實了嗎？”

“你的企業搞不搞工資集體協商？”調查中，甘肅一家國有企業負責人表示企業和職工簽訂了集體合同，但沒有搞工資集體協商，并且不愿再多談。

一位民企負責人在談到工資集體協商時反問，“國企落實了嗎？”他說，企業也建立了工會組織，但是實現協商有點難。企業盈利怎么樣，只有核心團隊掌握，很多工會組織不了解，怎么操作是個難題。企業要成功，職工是關鍵，但職工要想工資體面，前提是企業要發展，發展就要把控成本，“我也支持立法保障工資協商，但確實需要一個過程。”

也有企業家表示，每年保持一定的工資漲幅，不需要集體協商。“雖然我們企業不用搞工資集體協商，但我們近3年來已經給員工漲了15次工資，每次提高100元左右。”山東魏橋創業集團董事長張士平認為，即使沒搞集體協商，企業也可以結合自身情況和員工長遠利益確定福利待遇。

工會代表：

讓企業跟職工協商工資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

全國人大代表張正武擔任云南一家擁有1600多名員工的民營企業工會主席，2013年9月，在他的推動下，企業建立了工資協商制度，每年協商一次，由他代表員工和集團總經理談，協商的結果是每年確保工資增長100~200元。

全國人大代表、昆明一家大型外資連鎖超市工會主席陳科含說，去年他們建立了工資協商制。其實每年社平工資等上調時，他們向總部申請漲工資，基本能滿足，協商機制只是起到補充作用。兼任人力資源部門負責人的陳科含特別能體會企業的難處，“現在社保繳納比例偏高，一個超市員工盡管月薪2000多元，加上應繳納的社保，企業其實要付出約3000元。”她認為，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工會就要發揮平衡企業和員工利益的作用。

“讓企業跟職工協商，就像大人和小孩打架，強弱懸殊，不可能談得攏。”一位來自國企工會組織的全國人大代表說，現在工資協商，普遍是企業行政部門單方面擬定合同，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簽訂集體合同，走了形式。許多國企只定原則，薪酬不能低于最低工資指導線，但沒規定如果企業效益好，能不能實現職工薪資同步同比增長。有的民企做得更差，根本就沒法談，“能干你就干，不干你就走人”，有的家族企業，總經理兼著工會主席，或媳婦是工會主席，怎么去談。

委員建議：

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時越要搞工資集體協商

提交《集體協商法》提案的陳榮書委員說，不可否認，我國已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部分企業生產經營面臨困難。但越是在這個時候越要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他說，工資集體協商的功能是建立勞動關系雙方溝通協商的平臺，使職工能暢通地表達訴求，也使企業的各項決策及時取得職工的理解支持。企業出現困難時，更應該在協商中讓職工充分了解企業生產經營真實情況，體會企業面臨的困境，激發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

多位勞動保障專家接受華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為工資集體協商立法很有必要。

陜西情況：

我省正在研究建立工資集體協商評價體系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份出臺了集體合同或工資集體協商地方性法規或規章制度。我省情況如何？

陜西省總工會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我省從1994年勞動法實施后推行工資集體協商，目前這一制度在全省各市已建工會組織企業中覆蓋率達到80%左右。如今的重點工作已從建立制度轉到提升質量和效果上，我省正在研究建立工資集體協商評價體系，建立職工參與度、滿意度、知曉率等指標評價體系。“我們也向省人大提出建立我省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現已列入本屆人大立法調研項目，我們也在爭取，盡早能出臺。”

此外，《西安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草案）》正在提交審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