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談央企老總降薪：中層收入或將高于老總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10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說，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已經正式下發，監管部門、考核部門正在制定具體辦法，本月相關配套政策就會出臺。對于配套政策的具體內容，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對南都記者表示，他個人認為央企薪酬改革配套政策可能將包括規范職務消費和隱性福利、國企高管選拔機制改革、明確國企分類、國有參股企業和上市公司高管收入監管四方面。

職務消費和隱性福利改革

制度外收入如不規范，什么都是浮云

蘇海南表示，要對央企高管薪酬制度進行科學的改革，并不只是降薪就能解決。比如職務消費就一直實際上成為央企高管“收入”的一部分，也成為鋪張浪費、貪污腐敗的溫床。去年6月審計署發布的11家國有企業2012年審計報告顯示，大唐集團、航天科技集團等6家國企及所屬企業違規發放福利高達1.7億元。蘇海南說，不少央企的隱性福利、高管職務消費作為“制度外收入”，并未納入高管的年薪收入之中，如果僅僅對年薪進行限定，隱性福利、職務消費的改革不跟上，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這是配套改革的首要內容。

央企高管選拔機制改革

不能既享有行政級別又拿央企高薪

蘇海南還說，要改革央企高管薪酬制度，高管選拔機制也應配套改革。目前，央企高管主要分為兩類，上級行政委派為主，市場競聘的職業經理人為輔。這導致一些國企的領導與政府官員的身份不能很好界定，既享有行政級別又拿央企高薪。蘇海南建議，配套政策中要明確哪些高管職位是由上級任命，哪些崗位可以選聘職業經理人，由組織上任命的國企高管要嚴格執行中央關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政策，不能按照市場價格定薪酬；職業經理人薪酬則應向市場看齊，保障其積極性，讓央企留住人。這就需要把兩類高管職位和人員區分清楚；還要研究今后如何加大市場選聘力度的政策。

央企按功能分類改革

不同類型央企薪酬制度及標準也不同

蘇海南表示，對央企按功能進行明確分類，也應納入薪酬制度改革配套政策。此前，按照國資委意見，現有的一百多家央企被分成三類，分別為公益保障類、商業一類(特定功能類)、商業二類(商業競爭類)。公益保障類央企主要是指所處行業競爭性相對較小的部分央企，商業一類主要涵蓋石油石化、電力、通訊等領域的央企和軍工行業央企，商業二類納入的央企面臨的市場競爭則比較激烈。蘇海南說，因改革中對不同類型央企高管由市場選拔任用的范圍不同，比如商業二類央企可以多選聘一些職業經理人，公益性央企的高管則主要由行政任命，不同類型央企的不同高管，其適用薪酬制度及標準也就不同，因此對央企進行明確分類是一個重要基礎。

國有參股企業高管薪酬監督

兩類高管薪酬反差過大也會沖擊改革

最后蘇海南還提醒說，配套政策中對國有參股企業高管和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收入監督也應納入，這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對國有參股金融保險公司、房地產公司高管薪酬過高應該相應進行改革。其中國有股東派出的高管參照行政任命高管薪酬政策執行，主要是應研究回答其他高管薪酬如何按照市場規則建立監管機制，防止這些企業高管實際上自定薪酬，過高于央企行政任命高管薪酬，對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形成負面沖擊。

央企薪酬構成

●基本年薪

按照上年度央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倍確定，基本年薪是按月發放。

●績效年薪

根據考核結果不超過央企負責人基本年薪的2倍。

●任期激勵

3年一個任期，在任期考核的基礎上，按照不同的系數來確定發放標準。則不超過央企負責人任期內年薪總水平(基本年薪、績效工資)的30%。

兩會熱議

3月6日，在政協經濟界別的小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投資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陸啟洲就稱，其每月工資為7800元，引發熱議。隨后陸啟洲接受媒體采訪解釋，“7800元的說法，是每個月的基薪。”陸啟洲在隨后的采訪中對媒體解釋稱，此前他每個月基本薪水約為每個月12000至13000元，這是按照本企業職工平均工資的兩倍來定的。改革后，則按照全社會平均工資的兩倍來定薪，所以比原來低了一點。但與此同時，中長期激勵的比例加大了，所以總體算下來影響不大。

據他透露，如果績效、中長期激勵都完成，他現在一年可以拿到稅前50萬元多一點。同時，各個企業的規模系數、難度系數都不一樣，需要乘以這個系數，所以每一個企業都是不一樣的。總的來說，與改革之前相比還是要低一點。據其透露，此前他最高年度曾經拿過80多萬元，最低年度也拿到五十幾萬元。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都記者，根據他了解的情況，此前國有銀行的負責人較為普遍的是100多萬。如果央企薪酬改革落實，有些金融機構領導的年薪就不只是“腰斬”。

據南都記者查閱四大國有銀行2013年年報，國有五大行高管薪酬分為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年報信息顯示，五大行高管當年基本薪酬在100萬元左右；績效薪酬需要經過相關部門審核延遲公布和發放，通常為基本薪酬的50%，即五大行董事長、行長年薪一般在150萬元左右。

央企老總降薪 員工反而可能漲薪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劉振亞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決定這么做，我是擁護的，已經帶頭把工資降下來了。”

有媒體報道，劉振亞在兩會期間表示，沒有限薪時，其工資超過100萬，現在其是公司降得最多的。“但也沒意見，因為過去(高薪)拿了這么多年了，房子也有了，還配著車……別說降下來，就是兩年不發也夠吃夠喝。”劉振亞表示，國際電力企業高管比他的薪酬比起高了“幾十倍”，但是比起許多老百姓還是高得多的，“給我的錢還是不少了。我把錢降下來了，國家電網收入水平中下層的員工相反會提高。”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通用技術集團董事長賀同新也在兩會期間稱，按照2014年的稅前數字，他的薪水大約下降了45%到50%。如果干得好，會再好一點。此外，此次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董事長奚國華面對記者提問時表示，自己收入已經降了，不過底層員工的收入還會提高。央企薪酬后，高管普遍降薪是否會令央企對于人才的吸引力下降，并進一步引發人才流失，是社會較為關注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薪酬改革對央企的整體影響是有限的。因為薪酬改革主要是針對央企高層，對我們下屬的企業和上市公司仍然可以保留市場化機制吸引人才，因此絕大部分員工還是可以繼續按有效的機制來管理和推動各項業務的發展。

央企中層收入或高于老總

不過對于這輪薪酬改革，一位不愿具名的全國政協委員認為，一刀切降薪并非最佳方案，還應該多研究摸索，同時也要能夠激發國企領導的積極性。其以銀行為例表示，如果一個有作為的行長，能夠帶領大家一起創造很高的利潤。而一個沒有作為的行長，可能三五年內就會讓這家銀行衰落。他表示，目前只是提到央企負責人降薪，中低層可能不降。這樣一來，很可能會出現中層收入比國企領導高的情況。

事實上，類似薪酬倒掛的情況上市銀行中已經出現過。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2013年年薪為574.04萬元，遠高于該行董事長、行長100萬元左右的水平，其2010年年薪甚至達1101.9萬元，十倍于當時的行長李禮輝；興業銀行監事、計財部總經理李健去年年薪為365.2萬元，高于該行董事長、行長。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經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央企的高管分兩種，一種是組織認定，一種是市場競爭產生；市場競爭產生薪酬應該隨行就市。組織部認定，應該盡快過渡到由市場競爭產生，才能捋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