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延遲退休不應成首選 破解社保危局要打組合牌

此次兩會上，人社部部長尹蔚民透露，為應對養老壓力，將采取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延長交費年限，相應縮短領取養老金年限。

盡管一些代表、機構和政府部門紛紛提出延遲退休建議，但是，延遲退休絕不應該是破解未來職工社保困境尤其養老金支付困境的優先選擇。延遲退休年齡涉及到很多人切身利益，很難達成共識的問題。在延遲退休問題上，黨政官員、一線工人、知識分子、女性等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人們利益迥異，觀點歧異，有人歡喜有人愁。強行推行必致一些人群的利益受到危害，因此嚴重撕裂社會。

除了利益千差萬別，很難形成共識之外，更關鍵的問題是，延遲退休年齡，構成了國家違約。1997年國家實行社保改革，等于是國家與廣大參保者簽訂了一份長期契約。當時的退休年齡這個既定的政策，成為契約的重要框架，是國家和職工彼此接受和認可的制度背景和對話前提。人們理解，在這種退休年齡的制度框架內，繳納一定年限的養老金，到退休年齡后，就可以退休且從社保機構領取養老金了。但是，當年積極參加養老保險的年輕職工，有些已經接近退休，這時候，國家卻說，養老金存在缺口，按照現行的退休年齡退休，將沒有足夠的養老金領取，因此，必須繼續繳納養老金，推遲領取養老金，推遲退休。這顯然是一次違約，它推翻了當初的契約，國家單方面改變了契約執行的條件，給職工增加了義務而限縮了職工當初按照協議應該享有的權利，打破了當年參保職工對未來人生的合理期待和安排。

推遲退休年齡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又一重要變局。國家作為強勢一方單方面改變契約，使弱勢的職工一方權利受損也無法得到有效救濟，他們既不能退出社保，也無法讓國家賠償違約損失。如果政策變化不定，從根本上說，就是國家不能遵守承諾，不能認真對待與職工簽訂的協議，以行政強勢單方面改變協議，將義務強加給弱勢的職工群眾。國家不能穩定政策，信守承諾，不但傷害職工的利益，而且必然喪失公信力，使社保制度的改革更加難以取信于民，更難以得到公眾的信任、配合和支持。

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1997年社保改革時國家并未支付轉型成本，把此成本轉嫁給參保者，參保者不堪重負，也未真正消化掉轉型成本；二是人口結構的逆轉，使中國快速進入老年社會，退休職工與在職職工比例失衡。這兩個原因疊加起來，造成未來養老金支付的危局。所以，從長遠來看，釜底抽薪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仍然在于，第一，國家負責任地承擔轉型成本以解決養老基金支付壓力；第二，改變目前的人口政策以緩解人口結構過快老化的趨勢。

1997年社保改革之時，一些老年職工和其所在企業并未繳納過養老保險，但又無法補繳，于是實行“視同繳費”的政策，此后還有為數不少被納入社保的單位，也以經營困難等名義緩繳、免繳養老保險，最終實際上都享受“視同繳費”政策。大量實際未繳費卻“視同繳費”而且很快從養老基金中領取養老金的人群的存在，使得養老基金存在巨大支付壓力，為此設計了全世界最高的社保費率，并且為了當前的支付，挪用了大量參保者個人賬戶積累的資金，使得這些賬戶徒有名義卻無資金積累。這些問題都是歷史造成的，而廣大參保者是無辜的。參保職工已經以高費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應再將負擔繼續轉嫁職工，企圖通過讓他們延遲退休，多繳少領而彌補虧空。國家應該負責任地支付此轉型成本，至少負責任地做實個人賬戶。

在工業化、城鎮化以及婦女文化水平提高，就業率提高，養育孩子的成本都大幅提高的情況下，人們的生育意愿已經大為下降，去年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后，申請人數大大低于政府預料的數字，充分說明這個問題。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嚴格計生政策，只能導致未來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勞動力供給越來越少，贍養率越來越高。此危機根本無法通過不斷延遲退休年齡而化解。此嚴重局下，應立即調整計生政策，通過生育率回升緩解人口老年化的速度，逐步形成良性的合理的人口結構和贍養比例。此次兩會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未有實行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的慣常表態，或許證明國家有意進行人口政策調整。由于人口調整的遲滯性和既有生育意愿的強大慣性，現在進行調整，其效果也只能在二三十年后才能夠逐步顯現。所以，政策調整必須迅速及時，毫不拖延。

此外，政府有意實行的提高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增加覆蓋面等措施，對于化解養老金危局也有一定作用，應該盡快出臺實施。總之，社保保險的養老金問題危機重重，任何單獨措施都不可能扭轉這種危局。多管齊下，組合出牌，方能化險為夷，讓人們此前的繳費不是白白付出，使人們的將來不致老無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