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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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王曉薇北京報道

兵貴神速，這一誕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國兵法又一次成功地化身為現代國際關系的“交戰守則”。

從3月13日到3月19日，僅僅一周的時間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便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了一次“突圍戰”：不僅快速將戰線推進至烏拉爾山以西——這一歐亞傳統分界線，甚至還渡過了地中海，越過了英吉利海峽，最終停在了大西洋(600558,股吧)沿岸，與美國隔海相望。

在此之前，在美國政府的頻頻施壓之下，以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為目的的亞投行行動范圍一直被困于亞洲腹地。亞投行的此次“突圍”，所沖破的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邊界，同時穿越的還有美國人在二戰之后一手筑造的“金融藩籬”。

“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這意味著一個更加適合21世紀的全球經濟秩序正在生成中。如果美國不采取有效的對策，它沒落的速度有可能會比預想得還快。”民生銀行(600016,股吧)研究院院長黃劍輝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英國人的任性

“英國已經下定決心加入亞投行，這對于英國和亞洲來說都是一個共同投資和發展的絕佳機會。”3月13日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作為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卻出乎意料地成為G7集團中第一個加入亞投行的國家，這一行為在其盟友——美國看來不僅草率而且還十分任性。“卡梅倫的保守派政府在基本沒有與美國進行任何磋商的情況下就采取了行動。”華盛頓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然而，美國人口中的這種“任性”行為，對英國人來說則恰恰是基于現實與利益雙重考量之后的理性選擇。

“機會、利益是促成英國轉變態度的主要原因。世界經濟增長重心已經向亞洲轉移，而亞洲的科技創新、中產階級壯大、消費能力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都蘊含著巨大市場能量。”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亞投行的這場‘突圍戰’不僅僅是一次擴大‘朋友圈’的游戲，更是一次對于亞洲未來發展前景的信心投票。顯然，現在英國已經投出了它的信任票。”

而在黃劍輝看來，英國此次加入亞投行將在三個范圍內為其贏得更好的發展空間。

“首先是密切與中國的關系。經過這么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分量巨大的蛋糕，面對如此重要的一次分享蛋糕的機會，更為現實的英國自然不會錯過此次機遇。”黃劍輝說。

“其次，是出于英國對中國的需要。作為傳統的金融中心，在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上，英國一直都希望可以拔得頭籌；而亞投行的出現讓人民幣的國際化前景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希望可以引入外部資金對其基礎設施進行更新。”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黃劍輝認為，英國加入亞投行是一種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將幫助它繼續發揮其在全球的影響力。

就在英國投下對亞投行乃至對中國經濟的信任票之后，人民幣便開始了一輪亮麗的攀升。截至3月20日14時，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上漲了0.14%，至6.1875。在岸人民幣兌美元近一周漲幅已達1.2%，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最大單周漲幅。

英國人在亞投行上所看到的發展前景，歐洲其它國家也同樣不會忽視。

3月18日，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政府在一份聯合聲明中宣布，它們申請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至此，G7集團成員國已經有一多半踏入了亞投行的“門檻”。

一天后，又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盧森堡也向亞投行遞交了申請，希望可以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也增至32個。此前受美國施壓而拒絕加入亞投行的韓國和澳大利亞政府也在“回心轉意”，兩國政府均表示將重新考慮加入亞投行。

而美國的另一個親密盟友——日本也三心二意起來。3月20日日本財相麻生太郎表示，如果（亞投行）妥善的融資審查機制得到確保，就不排除加入其中進行磋商的可能性，并表示“愿從外交、經濟的角度進行慎重判斷”。

美國似乎正在變得有些形單影只。

亞投行使命

在美國政府看來，亞投行的創立是為了與世界銀行形成競爭，是為了對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金融秩序發出挑戰。

然而，無論是從亞投行的定位、資金規模還是運行規則上，這種想法都似乎過于武斷。亞投行從設立之初，就已經將為幫助亞洲貧困國家提供基礎設施項目資金作為自己的目標。

“亞投行有自己清晰的定位，其主要扮演的將是投資銀行的角色，而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行’）的主要目標則集中于扶貧。”黃劍輝說，“而亞行、世行與亞投行定位之間的差異恰恰體現了中國的一句古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扶貧，更類似授人以魚，而基礎設施對于這些國家來說，更類似一項重要的發展技能。中國提出亞投行構想，很好地適應了亞非拉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的需要。這種需要也是促成西方國家加盟的原因。”

而在陳鳳英看來，即使亞投行在功能設置上會有一些與世行或亞行重疊的范圍，但也并沒有取代之意。“我們不會替代它，但我們要彌補它，或者與其互補。也許最后我們還要倒逼它的改革。”陳鳳英表示，“融資能力欠缺、資金缺口巨大、效力低下已經成為了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通病，亞投行的出現就是為了攪動這一池‘死水’。”

據亞行預測，未來十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缺口為8.22萬億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約82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投資需求占到了全球GDP的11%，而亞行2013年提供的貸款額僅為210億美元，即使把世行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扶貧貸款計算在內，資金缺口也依然巨大。

“亞洲正在通過自己的努力為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融資環境。作為世界金融秩序的主導者，美國也許更需做的是對其主導的金融機構的弊病進行改革，而不是壓制新生力量的誕生。”陳鳳英說，“美國認為亞投行是威脅就是威脅，認為是倒逼就是倒逼，亦敵亦友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

美國怎么辦？

盟友的“投誠”究竟是會促成美國改變其居高臨下看問題的角度，還是會進一步激發其“斗志”？專家們則給出了悲喜兩種觀點。

陳鳳英認為在順利完成“突圍戰”后，等待亞投行的將是“持久戰”，但最終還是會以美國改變態度“皆大歡喜”來結尾。

“我認為美國最終會加入亞投行，美國十分清楚亞洲對其在戰略和經濟上的雙重重要性。它不會輕易放棄任何擴展其在亞洲戰略空間的機會。”陳鳳英說，“而作為一個開放、包容、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機構，亞投行也歡迎美國的參與。成員國的增加雖然會稀釋中國的投票權，但是也會打消國際上對中國主導亞投行的質疑。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加入總是會帶來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發達國家多屬于規制下的經濟體，它們對于多邊機構的管理經驗都可以為亞投行的運行提供參考。”

至于日本對亞投行的猶豫態度，陳鳳英則認為，日本正在丟掉一根將其拉出“通縮陷阱”的“救命稻草”，“日本畢竟是一個亞洲國家，加入亞投行對于在資金和技術上都有優勢的日本來說將是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日本在錯失良機。”

然而，黃劍輝則對美國會改變態度并不樂觀。“我感覺很難，世界上其它國家都有可能改變，唯獨美國以及其堅定的追隨者日本改變起來都很難；因為它們和我們有著結構性的矛盾。”黃劍輝說。“美國所真正擔心的并不是亞投行的創立、實際功能以及其‘朋友圈’的壯大，而是以亞投行創建為契機——一種新規則制定權的轉換。”

陳鳳英更是直接指明中美的亞投行之爭其實質就是一種規則之爭。

“中美關于亞投行的此次較量，其實質上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于如何建立21世紀新型世界經濟秩序的立場之爭。守成大國不能接受新興大國自主建立新的行為規則。”陳鳳英說。“對參加亞投行成員的爭奪只是這種博弈的表現，而規則之爭才是核心。”

陳鳳英認為，美國應該認真考慮參加亞投行，這將為亞太地區實現互利共贏提供一個更高的起點。“亞洲目前正在被多個區域化協定所隔離，而亞投行正好可以為打通亞太搭建一個重要平臺。”陳鳳英說，“無論是雙邊投資協定，還是多邊自貿區談判都可以成為這一機構的運行準則。初始成員國的增多是在形式上實現了亞投行的全球化，而隨著高標準的運行規則的制定，亞投行將在實質上走向國際化。”

亞投行成功突圍后，一個更重要的選擇擺在了美國面前。

美國是應該順勢而為，參與到這一新型金融機構的規則制定中來，為亞洲乃至全球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豐富更有營養的“蛋糕”；還是繼續墨守成規，成為舊秩序的“守護者”，將曾經讓美國人深感驕傲的平等與創新精神拋諸腦后？

“也許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戰略性和建設性。”黃劍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