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過去1800多年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鳳凰財經訊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舉行。

在21日上午舉辦的“與基辛格關于變革世界中的新型大國關系的對話”論壇上，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表示，在過去的1800多年中國都并不是一個崛起的國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組織的一個國家。所以當人們說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力量的時候，其實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情。而經常與中國打交道的人，也并不認為中國將自己視做一個崛起的國家。

以下為演講實錄：

亨利·基辛格：各位尊敬的來賓，對我來說，我一向都非常高興能夠回到中國，回想起我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時候，然后再看看今天，中國過去這么多年來發生的劇變，彰顯了人類精神的巨大順利。大家想一想1971年北京當時的樣子，可能完全想不到中國這么多年會發生如此大的劇變，我覺得這的確是超越人類極限的一個夢想。有人問中國是否能夠實現它今天的一些成就，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實現的成就甚至是超越人類極限的。

國際體系已經完全發生變革了，70年前聯合國的成員不到60個，現在已經將近200個了。在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當時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大西洋地區。現在每一個大陸、每一個大洲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事情，而且現在也影響著彼此。所以我們一定要具備能力，了解現在發生的變革。

在世界不同的地區發生著不同的變革，世界有一些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條，而且那些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基于主權的，比如說亞洲和歐洲。還有一些世界地區是處于混亂當中的，而且他們同時經歷著好幾場變革，比如說在中東就是如此，而在那里發生的事情也影響著其他的大陸。

還有一些新的挑戰，比如說網絡安全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帶來了新的挑戰。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同時應對這些挑戰呢？誰要為管理國際事務來負主要的責任呢？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世界各地區如何相互影響，過去有一些地區是無法相互聯系的，比如說多年前的羅馬帝國和當時中國的王朝都是相互孤立的，而現在世界各個地區都可以非常便利的建立相互聯系，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影響著事態的變化。   

現在主權國家的并肩崛起是從西方開始的，當時中國是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我就不單獨講世界各地的情況了。我來重點談一談中美關系。

人們常說美國是一個守成大國，而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這兩者之間肯定會發生沖突。要管理這樣的沖突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其實在過去的1800多年中國都并不是一個崛起的國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組織的一個國家。所以當人們說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力量的時候，其實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情。而我們這些經常與中國打交道的人，也并不認為中國將自己視做一個崛起的國家。

但是在中美關系當中，中國國家主席也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的概念，潛在的競爭對手之間建立這種大國關系，奧巴馬總統也對此表示歡迎。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把這個概念賦予更多的內涵。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哈佛大學有一項研究表明，在很多情況下崛起的大國和守成大國在多數情況下都會陷入沖突的境地，世界各國在相互互動的過程當中對問題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有一些新的特征，在哈佛大學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很多沖突都是依靠著軍事勝利而告終，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軍事手段已經是行不通了。一次世界大戰的悲劇告訴我們，如果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看到一戰造成的破壞的話，或許一戰根本打不起來，這也充分體現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一點，我們時代的一個新特征，很多全球挑戰只有通過合作才能解決，比如說氣候變化、衛生方面的一些危機等等，這也是中美兩國超越沖突，開啟一種國際秩序新模式的動力所在。

中美兩國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國相對來說看問題是很務實的，很現實的。美國把和平看作國家之間的一種正常的狀態，如果有緊張或者潛在沖突要出現的時候，就會想辦法來平息動亂。而中國往往比較有憂患意識，一件問題發生之后就會覺得它可能會導致新的問題出現，所以中國看問題的角度和美國是不同的。   

然而從最根本上來說，中美兩國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充分的認識合作的重要性，需要管理好日常的每天都會遇到的問題，以高效的方式來管控好這些問題。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兩國需要在一些日常問題和長遠問題的中間地帶找到一些合作的領域，雙方都應當以坦誠的態度向對方說明自己的目標是什么，對國際秩序的看法是什么，共同探討應對全球挑戰的戰略。只有這樣，雙方才不會被危機所困，這也是在我看來中美兩國面臨的最大的挑戰，雙方領導人的互訪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受個人的偏好而左右，它是有一套完整的體系，無論明年的大選誰當選，哪個政黨上臺，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元素都不會變，雙方應當繼續加強對話和合作，雙方合作的效果、雙方對世界各地沖突的看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來影響國際的體系，對于未來國際秩序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40多年前來中國的時候，我們處理的是雙方之間的分歧，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機遇；40年前我們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脅，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如何來影響整個國際體系，避免不同地區出現的危機和沖突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我很高興能夠再次回到中國，來到北京參加這次活動，謝謝。